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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降低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的法理分析

作者：赵杰
单位：北京理工大学法学系


内容简介：即将于2006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降低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市场准入门槛，尤其降低了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对此,学者们也有不同的观点。本文将从法学理念和比较法的角度论述降低注册资本最低限额的原因和其意义。

关键词：公司法 注册资本 法学理念 比较法

一 问题的提出.

新〈〈公司法〉〉降低了公司的市场准入门槛，尤其降低了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新〈〈公司法〉〉第26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人民币三万元”。第81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人民币五百万元”。我国原〈〈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分为四种情况，但其中最低的也为10万元；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1000万元。新〈〈公司法〉〉的规定，很明显，降低了设立一个公司的条件，有利于鼓励人们参与市场活动。但是，根据哲学原理，任何事物都是两方面的，经过这样大踏步地改动之后，会不会导致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但是又将如何保障其他社会主体的利益，我们将如何进行规治。本文将对此从法理和比较法的角度对此进行论述。

二 从法理角度对此项规定进行分析。

（一）法与市场经济效益。
1．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是此项规定存在和发展的土壤。
“法根源于一定的经济基础”（1）这一命题，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在法学领域的科学运用。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法治经济。市场环境中出现的现象应当而且必须有法律来规制。自由是企业的天性。可以说，没有自由，就没有企业。在经济理论上，自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发表以来，无论是古典自由主义者还是新自由主义者都在不断重复这一观念，并且不厌其烦地告诉人们实现这种企业自由的最佳方式就是市场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我国改革开放将近三十年，人们手中的闲散资金较多。众所周知，只有将资金置于社会交易中，才能形成资本，才能创造出更多的财富，突显更大的经济效益。原规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在现在情况下有些过高，因此，降低资本门槛是必要的。
２．法服务于一定的经济基础。
　法对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起引导，促进和保障作用。新《公司法》此项规定，正如前文所说，大踏步地降低了公司的市场准入门槛。在法定资本制度下，公司的初始股本必须达到法定最低限额，公 司的注册资本采取实缴制。这种要求被认为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启动和维持公司的营运；二是对债权人的一种保障。但是，最低注册资本要求和出资实缴制不仅加大了设立公司的难度，而且妨碍了公司的灵活经营。此项规定，无疑会使公司的设立更多有效率，更加节约社会成本，从而能够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二）法与社会效率和社会公平。
　　　１．法律配置上的效率意味着：在整个法律价值体系中，效率价值通常居于优先位价，是配置社会资源的首要标准。公司设立门槛过高，会造成这样一种情况，即在社会大部分人处在“中产阶层”或“低产阶层”时，法律只允许“高产阶层”设立公司，从而有更多的机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这也显然是不公平的。在现代社会中，法以权利为本位，而不是以义务为本位。同属于社会中的人，法律应当最大限度地赋予每个人设立公司的可能性。正如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科斯所说：“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权利的一种安排会比其他安排产生更多的价值。”（2）公司注册资本过高，无疑会剥夺一部分想设立公司而又无法聚集起那么多资金的人。而且，其中有一部分会花费很多精力去筹集资本，这样，会浪费社会资源，造成社会效率的低下，当然也就不能为社会创造出更多财富。
２．1993年的着重保护的是国有企业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部，着重强调国家的利益。这必然不利于融资，降低公民投资的积极性。从社会契约论的角度分析，我们每个人都和国家达成一个契约，契约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具有平等性，而此时，契约双方显失公平，公平的天平向一方倾斜，这就会造成利益受损失的一方积极性不高，不愿意投入到社会进步的洪流当中，最终还是会损害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
（三）立法观念的转变。
　１．突破了从“身份到契约”的飞跃。我们看到，本次的修订有很多令人鼓舞和钦佩的突破和创新。其中最重要的立法理念和立法指导思想的创新，是立法目标和价值目标的重新认识和调整。1993年的是一部“身份法”，在立法理念上倾向于为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服务，很多方面都有为国有企业量身定做的痕迹。而当前，国有企业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的规定无需再偏向于国有企业，而应对所有的企业一起对待，更多地从理念的先进性和立法的科学性进行考虑，其实这也是制定法律要考虑的最重要的因 素。新的从国企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甚至从中国人传统思想中，国家在任何情形下都高于过人，重视公权，轻视私权中解放出来，全面贯彻契约自由的精神和公司自治的理念，实现了从身份到契约的伟大转变。
２．从投资的角度来看，1993年的是一部“限权法”强调“安全压倒一切”，“稳定是工作重心”，漠视民间投资需求，在鼓励民间投资上呈现出严重供需不足的现象。传统意义上的是发球民商法的范畴，而民商法是确权法，而不是限权法，原与此基本原则是相冲突的。新规定赋予了公民更大的自主权，切实使公司行使自己应有的权利。如果说自由是企业的精髓和灵魂，那么自由主义就是公司法的精髓和灵魂。自由主义应当成为公司法的基础和支点。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法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清楚地论证。法经济学家将公司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来分析，认为企业是一系列合同安排，是一种由众多因素构成的集合，它们共同受到一种复杂的合同链条的约束。 根据“契约关系理论”，公司法基本上是一种任意法，政府或者立法机构不应通过制定法形式将强制性规范强加于公司。因为这种强制性规范与代表自由企业与自由市场的契约关系理念背道而驰。公司法充其量只是为公司提供一种可供参考的“示范规则”。对此，我们虽然不会天真地相信公司法应该完全清除强制性规范，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分析问题的方法也确实为我们重新认识公司及公司法的本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四）现代理性社会理性人的理性思维。
　１．降低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并不意味着公司的大量出现。
　有很多学者担心，降低资本门槛后，在短时间内很出现很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使社会处于一个无序的状态。笔者认为，这种情况是不会出现的。法律虽然降低了资本门槛，但人们在设立公司时，会考虑到其利益的需求。“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资源是有限的。因此，人们不得不作出选择：他们必须决定生产什么和消费什么。”（3）三万元在很多人手中并不能算什么，但理性人都会考虑到，我用这三万元成立一个有限责任公司后，其以后的经营状况是怎样的。俗话说：“生孩子容易养孩子难”。通过理性思维，每个人都会考虑到公司成立后的经营范围，管理状况，经营业绩等一系列未知数。
　另一方面，现代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风险无处不在，风险无处不有。“理性的人事实上只是一个在排除极端行为研 究中懂得权衡利弊的普通人。”（4）我投入了最低三万元，但我耗尽精力去经营，这三万元最终给什么回报，是个求知数。有如美国的某些州一元钱就可设立一个公司，但公司也没有遍地开花，因为一元钱不算什么，但成立之后公司如果经营状况不景气，是会被有关部门查处的。
　２．此规定没有失去对债权人的保障。
在法定资本制度下，公司的初始股本必须达到法定最低限额，公司的注册资本采取实缴制。这种要求被认为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启动和维持公司的营运；二是对债权人的一种保障。但是，最低注册资本要求和出资实缴制不仅加大了设立公司的难度，而且妨碍了公司的灵活经营。有鉴于此，英美国家率先废除了法定资本制，改而采用较为自由的授权资本制度，用以弥补法定资本制的不足和缺陷。现今大陆法系国家也开始仿效英美国家，废除法定制本制，采取授权资本制。比较而言，授权资本制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在这种资本制度下，企业的设立不会因为资金一次不到位而受影响；企业运行过程中如果需要增加资本，也不需要再行召开股东会，董事会在授权的范围内就可以自行决定。我国现行公司法不仅维持了法定最低资本限额，而且实行的是实缴制。如果我国公司法放弃法定资本制，改采授权资本制，将有利于促进企业融资和经营自由化。
在资本制度方面，虽然新从降低法定最低资本数额、放弃对无形资产出资比例的限制等方面作了若干更新，但是，恪守法定资本制仍然是新资本制度的一大特点。从事实务的人士都知道，中国公司的注册资本只代表公司原创时或各增资时段上的股东出资，除此之外再无任何其他意义。自公司开始运营的第一天起，公司的资产负债就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任何稍具智商的交易者，都不会只关注公司的注册资本而忽略其当期资产净值。而且，在和一个公司打资产时，肯定会查一下该公司的经营范围，经营业绩，债务情况，人员情况等。如在美国，只要花上几十美元，就可以把这些东西弄到手，对于一些“资料不详”的公司，就会避而远之。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我国还必须建立相应的互联网体系和信用体系。
三　从比较法角度分析此项规定的合理性。
（一） 基于国际大背景的考虑。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掀起了风起云涌的修改过程。美国于1991年制定了蓝本，对各州立法产生了深远影 响。日本的公司立法更为频繁，在90年代短短10年间，就经历了1990年，1993年，1997年，1998年，1999年和2000年７次修改，修改成为世界潮流。当然，修改一部法律并不是盲目的，而是基本国际国内大背景现实的。我国也应当适当国际国内环境，对进行修改，使其立足于国内现实，适应国际环境。
　（二）降低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之后，与信守法定资本制相伴出现的另一情形是，一些公司的创办人在注册时大肆玩弄虚假出资或者在公司存续期间恶意抽逃注册资本，使公司的注册资本更加成为没有实际意义的符号。偏激地说，这些年不少“资本家”因注册资本虚假与抽逃罪（而不是侵占罪）锒铛入狱，既是他们的悲哀，也是我国资本制度的悲哀。
笔者认为，至少就有限责任公司而言，面对很难真实的注册资本，我们不妨干脆引入英美国家的授权资本制，或者，重新启用似乎已经过时了的保证有限责任公司制，使资本制度更加务实、更加灵活、也更加贴近经济生活的现实，更加符合创业投资的一般规律。
（三）国家公司法我们在以往的制度上过度重视了资本的信用。在债权人利益和交易安全上过多地寄望于严格的资本制度的规定。其中包括最低资本额的限制。公司实际的经营活动还有我们这些年来所经历的实践表明：好象资本并没有发生我们所期待它所发生的作用，很多公司的破产倒闭，债权人的利益得不到实现，于是我们发现，原来公司法所设计的那套严格的资本制度并没有发挥公正的或者说所期待的作用，却反过来只是限制了很多投资者的行为，遏制了很多公司的设立。这里就出现了一个矛盾，一方面为了保障债权人的利益，设置了严格的限制，而这个限制有没有达到它所希望的目标，反过来造成的副作用是遏制了公司的行为和需求，影响了很多公司的设立和发展，这时就需要检讨这个制度包括它的理论，包括这个公司法以资本信用所建筑的这套体系是不是有严格的整体调整的需要，我认为公司的信用与资本有关系，但不应该全部的在于资本。也许公司所实际拥有的资产更是决定公司信用的更根本的要素。我们公司法的制度，不仅应该注意公司设立时的资本、静态的资本，更应该关注公司设立之后，它的资产的演变和变化。应该围绕公司的资产建立一套更为周密的一套制度和规则来实现对债权人和交易安全的保护。如果一来，我们原来对资本的严格的要求，包括那个高高的门槛，包括由资本决定的股东出资方式的严格限制，都是可以放宽甚至最终取消的。实际上很多国家也很注意债权人保护和交易安全，但并没有最低资本额的要求，也没有像我们这样一套严格的资本制度。美国香港在理论上，办一个一美元一港币的公司都是有可能的。那么它们的交易安全由谁去保障呢？没有，肯定是有别的制度在起作用。所以我们应反思：也许我们的资本制度的确存在改革的需要。这次公司法修改，在资本制度方面，包括股东出资、股份回购、反投资这样的制度能够取得突破的一个方面的原因就是关于资本信用和作用的认识问题。
（四）与美国情况相比较。
　在美国，取消了最低资本额之后，必然会出现很多“皮包公司”。因为任何人只要能够出得起几百元的注册费就可以成立一家公司，然后自封为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装一部电话，印几张名片和信纸信封，就可以出去招摇撞骗了。对于跟公司打交道的企业和个人来说，受骗的风险确实增加了。可是即使有了$1000的最低资本额保护，风险并没有多少差别。为了避免损失，最好的方法是自我保护。在跟任何一家从未打过交道的公司来往时，企业或个人均应该先调查对方公司的“资信”情况。此外，美国还有一些记录公司资产和信誉的专门数据库。任何人只要有电脑和一根电话线跟网络联接，一次仅需几十美元，查询时只要在键盘上输入对方公司的名称和注册地点，与公司有关的资料即出现在屏幕上并可以打印出来。在中国公司与美国公司的交往中，中国公司被对方骗取巨款潜逃的案子时有所闻。这类经济诈骗案之所以能够成功，往往是因为中国公司的主管人员不了解美国公司法，以为经过亲戚，朋友，熟人介绍就不应该有问题，不调查对方的资信情况就签约成交。
因此，借鉴美国的情况，要更好地维护好，贯彻好我们的这一规定，一要改变人们的观念，在交易活动中，要信守合同，要切实调查，不能依赖于人情，人情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法律在很大程度是不讲“道德”的。第二，要建立相应的信用体系和互联网体系，以便于人们查询。
四　结语
　上文主要从法学理念和比较法的角度对我国中降低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的规定进行了论述。笔者认为，此规定是合理的，有利于最大限度地融资，鼓励社会交易，并能够创造出更大的社会财富，是良法，是现代观念之法。但是，我们从外国的法律制度中也应当有所借鉴，即如果使该法律规定能够更好地贯彻执行，还必须要求人们加强市场经济观念，完善市场机制，建立相应的市场体系。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
（2）[美]科斯 著 盛洪等译。《企业市场和法律》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 第95页。
(3) [加拿大]布莱恩R，柴芬斯 著 林华伟，魏?F译。《公司法：理论，结构和动作》 法律出版社 2000年4月版 第2页
（4）[加拿大]布莱恩R，柴芬斯 著 林华伟，魏?F译。《公司法：理论，结构和动作》 法律出版社 2000年4月版 第3页

天津市人民政府


津政令第103号







　　《天津市行政审批管理规定》已于2006年6月19日经市人民
政府第７２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6年8月1日起施行。



　　　　　　　　　　　　　　市　长　 戴相龙
　　　　　　　　　　　　　　二○○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天津市行政审批管理规定



　　　　　　　　　　　　天津市行政审批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本市行政审批管理，规范行政审批行为，促
进政府职能转变，创造良好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
本规定。
　　第二条　行政审批是行政许可和非行政许可行政审批的总
称。非行政许可行政审批，是指行政机关依据法律、法规、规章
或者国家有关规定，准予其他行政机关、公民、法人、组织从事
某种特定活动的行政审批行为。
　　本市行政审批的实施与监督管理，适用本规定。法律、法规、
规章对行政许可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行政机关之间及其对直接管理的事业单位的人事、财务等事
项的行政审批，不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坚持依法行政，深化行政
审批制度改革，改进和规范行政审批管理与办理方式，严格行政
审批监管和行政效能监察，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
理，维护公共利益与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
　　第四条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审批，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
正、便民、高效的原则。

　　　　　　　　　　 第二章　管理机构

　　第五条　市人民政府行政审批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市政府
审批办）是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对全市行政审批工作的实施
进行统一管理，并负责市行政许可服务中心的运行管理。
　　各区、县人民政府确定的行政审批管理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
内的行政审批管理工作和同级行政许可服务中心（以下简称“许
可中心”）的运行管理。
　　第六条　市政府审批办依法履行下列职责：
　　（一）负责本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对全市各行政机关
行政审批事项的办理实施统一管理。
　　（二）结合市行政审批及市许可中心工作实际，制定具体管
理办法，组织进驻许可中心的各行政机关提供规范、高效、优质
服务。
　　（三）负责进驻许可中心的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管理教育
工作；会同市监察机关对行政效能进行监督检查。
　　（四）对涉及多个行政机关审批的事项进行组织和协调。
　　（五）指导区县政府行政审批管理工作。
　　（六）市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七条　市政府审批办和区、县行政审批管理机构应当建立
和完善行政审批工作沟通协调机制，加强对行政审批实施动态管
理。
　　各行政机关应当将行政审批事项的变化情况向同级行政审批
管理机构备案。
　　第八条　市和区、县监察机关应当在同级许可中心派驻监察
室，受理行政管理相对人投诉，并向社会公布投诉方式。

　　　　　　　　　 第三章　行政审批管理

　　第九条　具有行政审批职能的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
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有
关规定实施行政审批。
　　行政机关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
定，可以委托其他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审批。
　　各行政审批机关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依法履行行
政审批职责。
　　第十条　行政机关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国家规定
实施行政审批项目，应当由市政府审批办提出审查意见，经市人
民政府法制机构审核，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施行。
　　对已经取消、调整的行政审批事项，行政机关不得继续审批
或变相审批。
　　法律、法规对行政审批条件作出具体规定的，行政机关不得
违反上位法增设其他条件。
　　第十一条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审批，应当按照依法、便民的
原则规范办理流程，履行法定告知义务，落实限期办理制度，加
强行政审批的后续监管。
　　具备条件的行政机关，可以实行网上受理和网上审批。
　　第十二条　行政审批事项及其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
限、收费标准、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
信息，应当在审批办理场所公示，并通过天津市行政审批服务网
及各行政机关网站向社会公开。
　　第十三条　行政审批的实施和结果，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
秘密或个人隐私外，应当公开，并允许行政管理相对人查询。
　　第十四条　市政府审批办建立基础统计程序，统一全市行政
审批信息数据报送形式。
　　各行政机关应当定期将行政审批的实施情况及统计数据送同
级行政审批管理机构，实现行政审批与其他行政管理资源共享。
　　第十五条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审批，应当启用审批专用章，
审批专用章是本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审批的唯一用章。
　　特殊情况不能启用审批专用章的，应当经同级行政审批管理
机构同意。
　　审批专用章印模版式由行政审批管理机构统一确定制作，实
行备案管理。

　　　　　　　　　　第四章　集中审批
　　第十六条　市和区、县两级许可中心，是市和区、县人民政
府对同级行政审批事项实行集中办理、联合办理、统一办理的场
所。
　　第十七条　行政机关的行政审批事项应当进入许可中心办
理。
　　确有特殊原因不能进入许可中心的行政审批事项，应当经同
级行政审批管理机构审查核准，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进入许可中心的行政审批事项，在原行政机关不得再受理申
请。
　　第十八条　进入许可中心的行政审批事项，行政机关应当现
场审批办理。
　　确实无法现场审批办理的，经同级行政审批管理机构确认后，
由本行政机关进驻许可中心工作人员负责全过程工作流转，按公
开承诺的时限办结。
　　行政审批事项业务量少的行政机关，可委托同级许可中心代
为受理行政审批申请，并由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到许可中心现场审
批办理。
　　第十九条　进驻许可中心的行政机关，应当委托有行政审批
工作经验或具有专业技术职称的负责人员任审批事务首席代表，
并出具现场审批委托授权书。现场审批委托授权书应当在审批办
理场所公示。
　　审批事务首席代表应当专司其职，依照委托授权书全权负责
本行政机关在许可中心的行政审批办理工作，并对本机关进驻许
可中心的工作人员进行管理。
　　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选派进驻许可中心的工作人员，应当明
确岗位责任和执法责任。
　　进驻许可中心的工作人员应当专司其职。
　　行政机关应当保证进驻工作人员的稳定，行政机关确定或调
换进驻工作人员，应当向同级行政审批管理机构备案。
　　第二十一条　下列情况由行政审批管理机构组织有关行政机
关进行联合审批：
　　（一）一个行政审批事项涉及多个行政机关办理的；
　　（二）行政管理相对人提出一个申请涉及多个行政机关的多
个行政审批事项的；
　　（三）办理涉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行政审批事项的。
　　联合审批应当确定主办机关或主受理机关，制定合理规范的
运作程序，加强相互间的协作配合，提高行政审批效率。
　　行政审批管理机构认为必要时，可以组织召开行政审批联席
会议，协调解决联合审批中的问题，并将有关情况及时向同级人
民政府报告。
　　第二十二条　行政机关在许可中心办理行政审批，应当使用
许可中心的统一格式文本，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三条　进入许可中心办理的行政审批事项，涉及行政
事业性收费或者基金性收费的，以及进驻许可中心的服务单位的
经营性收费，一律在许可中心进驻银行交纳。资金使用由各执收
单位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执行。
　　统一收费工作管理办法由财政部门和价格部门按照各自职
责，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第二十四条　审批事务首席代表及进驻许可中心的工作人员
受本行政机关领导，并接受同级行政审批管理机构的统一管理。
　　上述人员应当遵守许可中心的各项规章制度，坚持文明服务，
规范礼貌用语，加强廉洁自律，展现良好政风。
　　第二十五条　对行政机关进驻许可中心工作人员的奖惩，行
政审批管理机构可以向行政机关提出意见或建议。
　　市和区、县以及行政机关的各类评比奖励，进驻许可中心的
行政机关和工作人员享有同等待遇。
　　第二十六条　行政审批管理机构会同同级监察机关制定行政
审批与行政效能综合考评办法，并组织对许可中心行政审批办理
工作进行定期综合考评，考评结果送各行政机关，并报同级人民
政府。
　　　　　　　　　　　第五章　效能监督

　　第二十七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法制机构，负责对本行政
区域内的行政审批执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的法制机构，负责对本部门、
本系统的行政审批执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二十八条　监察机关对因实施行政审批而提出的行政效能
投诉，按照《天津市行政许可违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2006年
市人民政府令第９９号）和其他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九条　行政审批管理机构会同同级监察机关，对行政
机关的行政审批效能进行监督检查。
　　发现有违反本规定或有其他违法行为的，由监察机关或任免
机关按照《天津市行政许可违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和其他有关
规定处理。
　　第三十条　行政审批管理机构应当定期邀请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监督检查行政审批工作，可以聘请企业、行业协会和群众代
表参与行政审批效能的监督检查工作，并认真接受法制监督、新
闻监督和社会监督。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　非行政许可行政审批事项的办理程序和方式，
本规定未作具体规定的，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关
于行政许可的相关规定办理。
　　第三十二条　本规定自２００６年８月１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