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城市公厕管理办法
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政府
南京市人民政府令
第１８６号
《南京市城市公厕管理办法》，已经２０００年６月２８日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市长 王宏民
二０００年七月六日
南京市城市公厕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公厕的管理，保证公厕清洁完好，方便群众使用，提高城市环境卫生水平，根据国务院《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和《南京市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有关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公厕，是指对公众开放，供城市居民和流动人口共同使用的厕所（含公共场所、公共建筑附设的公厕）。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市区（农村除外）范围内的公厕管理。
第四条 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市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办法。区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的管理权限，负责辖区内公厕的管理工作。
建设、规划、市政、园林、交通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公厕的规划、建设及管理工作。
第五条 公厕是城市环境卫生的重要公共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应当自觉维护公厕的清洁卫生，爱护公厕及设备，并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进行劝阻和举报。
第二章 公厕的规划和建设
第六条 公厕应当按照全面规划、合理布局、卫生适用、环境协调的原则进行规划和建设。
城市公厕规划由市环境卫生主管部门会同规划部门，根据城市居住人口密度和流动人口数量编制，并纳入城市环境卫生规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七条 下列公共场所（含公共建筑，下同）应当规划设置公厕：
（一）广场和主要交通干道两侧；
（二）公共汽车始末站、长途汽车站、地铁车站、火车站、机场和码头港口等公共场所；
（三）公园和风景名胜游览区、大中型集贸市场和商场、文化娱乐和体育场馆、大型停车场、加油站等公共场所；
（四）老居民区和新建住宅小区；
（五）其他按照国家规定应当设置公厕的场所。
公共场所设置公厕应当同时设置明显的统一的符合国家《公共信息标志用图形符号》规定的标志和指路牌。
第八条 公厕应当按照下列标准规划设置：
（一）道路两侧公厕设置的间距，主要繁华街道为３００－５００米，流动人口高度密集的街道应当小于３００米，一般街道为７５０－１０００米；
（二）成片开发的新建住宅区，每平方公里不得少于３座；
（三）城市公共绿地，每５０００平方米用地不得少于１座。
公厕的规模由市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审定。
第九条 人流量大，建厕地点难以落实的地段，沿街公共建筑附设的内部厕所应当对外开放，供行人使用。
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将其位于公共场所的内部厕所向社会开放。
第十条 人流量大、公厕数量不足且难以补建的繁华地段，也可以根据需要适当设置流动公厕。设置流动公厕必须经市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同意，并办理有关手续。
建筑施工场地不具备用厕条件的，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现场设置符合卫生要求的临时公厕，并负责在工程竣工后拆除。
第十一条 公厕建设、改造的责任分工：
（一）公共场所附设公厕，由产权单位负责；
（二）新建住宅区和其他开发区设置公厕，由开发建设单位负责；新建住宅片区由两个以上单位独立开发建设的，由开发建设单位分别建设或者联合建设；
（三）公园、风景名胜游览区及城市公共绿地范围内的公厕，由其管理单位负责；
（四）其他规划确定并单独划拨用地设置的公厕，由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负责。
第十二条 各类开发建设项目按规定需要配建公厕的，规划部门应当在规划设计要点中予以明确。建设单位必须将公厕列入开发建设计划，所需经费纳入开发建设工程概算。公厕建设应当与开发建设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建设、同时交付使用。
第十三条 公共场所附设的公厕，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应当尽可能设置单独出入口直通室外。
凡新建、改建独立设置的公厕和有单独出入口直通室外的公共场所附设公厕，其设置和设计方案必须报经市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并到建设、规划部门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公厕规划用地或者改变其使用性质；不得阻挠依法经规划审批的公厕建设；不得占用、损毁、封闭、擅自停用或者拆除公厕。
第十四条 因城市建设需要拆除公厕的，建设单位必须事先向市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提交拆迁、复建方案；经批准，在完成复建公厕后方可拆除原公厕。
确无条件先建后拆的，建设单位必须在申请时说明理由，提出完成复建时间，经市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认可后，按规定设置临时公厕。建设单位必须按规定的期限完成复建，并在复建厕所竣工投入使用后拆除临时公厕。
第十五条 拆除公厕应当就地或者在原址附近复建；因道路工程建设拆除公厕的，应当沿新建、拓建的道路两侧复建。
经认定确无条件在原址或者附近复建的，必须按照经审定的复建方案异地重建，或者在规定的期限内向原公厕产权单位偿还原公厕建设费用（含地价）。此项费用必须专款专用，用于公厕的重建或者改建。
第十六条 新建、复建的公厕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通知市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参加验收。原公厕产权属于市环境卫生主管部门的，建设单位应当于验收合格后的半年内将公厕产权移交市环境卫生主管部门。
第十七条 新建、复建或者改造公厕，在城区范围内必须达到国家规定的一、二类公厕标准；在郊区范围内，有条件的应当按照一、二类标准建设。公厕的蹲位数应当满足公众用厕需要，三格化粪池应当符合国家规定标准。
独立设置的公厕，应当将距公厕外墙３米以内的空地用于绿化，公厕外观应当与周围环境协调；与建筑物连体附设的公厕，必须有独立通道。
公厕应当配设方便残疾人用厕的设施。
第十八条 市人民政府鼓励、支持无害化公厕的技术开发及应用。
第三章 公厕的保洁和管理
第十九条 公厕的保洁和管理，由其产权单位或者管理单位负责。非单一产权的公厕，有关单位应当以协议分清产权，并明确保洁和管理责任。责任单位也可以委托环境卫生专业单位负责公厕的保洁和管理。
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公厕保洁和维护的监督检查，督促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做好公厕的保洁和管理工作。
第二十条 公厕卫生管理必须符合下列标准：
（一）有保洁制度并有专人保洁和管理；
（二）各类设施完好、整洁；
（三）地面没有痰迹和杂物，墙面没有污迹和蛛网吊灰；
（四）蹲坑没有积粪、粪疤、尿碱、蝇蛆，基本无臭；
（五）下水通畅，贮粪池有盖，粪便不满溢；
（六）发现问题及时维修，每年粉刷出新一次。
第二十一条 公厕占地范围内应当保持环境整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堆放杂物、搭建棚披或者其他建 （构）筑物。
使用公厕必须遵守有关管理规定，不得在公厕内弃置垃圾杂物、乱倒粪便；不得乱张贴、涂写、刻画；不得盗用、破坏公厕的各种设施。
第二十二条 标准较高、主要供流动人口使用的收费公厕，其产权单位或者管理单位必须向市环境卫生主管部门申请核定类别，并经物价部门核定收费标准后方可收费。所收费用应当纳入预算外资金统一管理，专项用于公厕的维护、保洁和管理。具体收费管理办法由市环境卫生主管部门会同市物价部门制定。
收费公厕的开放时间，由市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审定。老人、儿童、残疾人和现役军人免费使用收费公厕。
第二十三条 公厕粪便的清掏、清运和处置，必须经区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私掏、私运和处置粪便。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四条 对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县级以上环境卫生主管部门除给予警告，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以外，并可以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 在公厕内乱倒垃圾、粪便，乱张贴、涂写、刻画的，处以１０元以下罚款；
（二）保洁不符合标准、公厕内外环境不整洁，在公厕占地范围内乱堆放、乱搭建的，对个人处以５元以上５０元以下、对单位处以５０元以上２００元以下罚款；
（三）擅自停用公厕、擅自设置流动公厕或者未按规定设置临时公厕的，处以１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四）未按规划规定设置或者未按批准的设计方案建设公厕，且在限期内未改正的，处以１０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五）擅自拆除、占用、损毁、封闭公厕的，除责令其限期重建或者恢复使用外，并可处以１０００元以上２０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六）拆除后必须复建的公厕末按期限完成复建的，每逾期一天按照工程造价的千分之五处以罚款。
第二十五条 盗窃、破坏公厕设施，阻挠公厕建设和环境卫生作业，侮辱、殴打环境卫生管理人员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环境卫生管理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造成国家财产损失的，责令其依法赔偿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者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 县属建制镇的公厕管理和本市市区单位内部厕所的卫生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１９９０年１１月２６日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南京市公共厕所管理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浅论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立法完善
陈 艳 青＊
【内容提要】劳动教养制度是我国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之一，但是目前并不完善。本文就劳动教养制度的立法完善作了探讨，文章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了当前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问题，包括劳动教养的法律依据不充分，劳动教养制度与我国其它法律制度和国际人权公约的矛盾与冲突，以及劳动教养法律规范缺乏统一性，执法存在随意性；第二部分阐述了进行劳动教养立法完善的重要意义；第三部分是劳动教养立法完善应该注意的问题：劳动教养法律制度定性要科学明确，未来劳动教养法的实体和程序都要合乎正义，体现公平。
一、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劳动教养制度的法律依据不充分
劳动教养制度是根据中央的两次《指示》创办的，是一项政策性措施，《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在1957年8月的公布实施标志着我国劳动教养法律制度的创立。尽管在195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不享有立法权，《决定》是由国务院制定的，也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但他把中央内部指示用法律的形式确定、公布于众，确立了劳动教养这项法律制度。此后在1979年全国人大又批准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国务院的《决定》和《补充规定》也就成了劳动教养法律制度的主要法律依据。但从法理上讲，《决定》和《补充规定》只是具有“准法律”性质的行政法规。《决定》和《补充规定》无论从行文结构，还是从文字表述内容看，不像是一部单行法，而更像是一份政策性文件。1982年国务院又批转了公安部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作为现行劳动教养制度运行的主要法律依据，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试行办法》是对《决定》和《补充规定》的完善和补充，其只能算是“准行政法规”性质的
部门规章。以这些法规、规章为依据的劳动教养制度显然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虽然，在后来颁布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关于禁毒的决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等单行法律中都有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但都是适用劳动教养，而不是对劳动教养具体制度的规定。 “劳动教养只有政策，没有法律”的观点虽有偏颇，却从另一侧面说明了劳动教养制度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
（二）现行劳动教养制度与我国其他法律制度存在较大矛盾
现行劳动教养法律法规和我国以公布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规定的有关内容相矛盾和冲突。《行政处罚法》第10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第64条第二款规定:“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规和规章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与本法不符合的,应当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修订,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订完毕。”由此可见,作为行政法规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劳动教养”这样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不但不符合《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与规定矛盾和冲突，而且已经在事实上处于缺乏法律依据的状态。另外，《行政处罚法》第9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规定。”《立法法》第8条第五款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规定。”而作为限制人身自由长达1-4年的劳动教养的法律依据都是由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者其他规范性文件组成，制定主体不一，效力等级参差不齐，没有一部基本法律对劳动教养作出规定，作为一种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法律制度的存在，直接与《行政处罚法》、《立法法》的规定冲突。
（三）劳动教养制度和我国参加的国际人权公约相冲突
我国已加入联合国主持制定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与这项公约有很大冲突，特别是在限制人身自由方面。《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一项规定：“人人有权享有自由和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任何因逮捕或拘禁被剥夺自由的人，有资格向法庭提起诉讼，以便法庭能不拖延地决定拘禁他是否合法以及如果拘禁不合法时命令予以纠正”。而在目前劳动教养制度下，确定一个公民是否应受劳动教养的根据不是国家制定的法律，而是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法规（最主要依据就是国务院批转的公安部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根据《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有关要求，这种行政部门制定的规章，是不能直接用来作为剥夺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法律依据的。另外，根据《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规定的精神，任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性措施都必须始终处于司法机关的合法控制下。而在我国目前劳动教养制度中，只要被劳动教养人本人对劳动教养决定没有异议，司法机关就无权对决定劳动教养对象的决定过程进行合法的控制。这一现实，显然是违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上述精神的。
（四）劳动教养法律规范缺乏统一性，执法存在随意性
自劳动教养制度创立以来，我国立法机关制定和颁布了不少含有劳动教养的法律法规，行政机关也制定、颁布、批转了不少关于劳动教养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执法机关也对劳动教养工作制发了大量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可谓“法出多门”。然而，从内容上看，绝大多数是实体规定，程序规定几乎为零。就其实体而言，有些规定过于原则，抽象，不具有可操作性，实践中难以把握；有些规定过于直接、具体、不具有前瞻性，现在看来有的已明显滞后；另外还有些规定或前后不一、或相互矛盾，有的甚至与基本法律的规定相抵触。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劳动教养法律规范缺乏统一性。
正是由于劳动教养法律规范缺乏统一性，使得公安部门适用劳动教养和劳教机关执行劳动教养过程中存在很大程度上的随意性。劳动教养机关在审批和执行劳动教养过程中缺乏统一的标准，难以对案件作出公平、公正的处理。在执法过程中，常常会出现罪错性质、情节基本相同的行为人，而被决定劳动教养的期限却悬殊一年甚至两年的情况，这样的结果不仅影响了法律尺度的统一，执法的公平、公正，而且也影响了劳动教养的执行。对处罚过轻的起不到教育警示的作用，相反还会纵容犯罪；对处罚过重的，会使被劳动教养人产生抵触情绪，不安心服教，闹申诉，既给劳动教养执行机关增加了教育转化难度，又给法院增加了诉讼成本。另外由于执法上存在随意性，也为司法腐败提供了生长的土壤，在现实办案过程中存在不少由于缺少法律规定滋生的以罚代教、以教代刑的不正常现象。
二、劳动教养制度立法完善的重要意义
1、劳动教养制度立法完善是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实现依法治国的需要
劳动教养制度是我国法律制度组成部分之一，其完善与否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之一。劳动教养制度时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项创造，也是一项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实践。几十年的历史发展证明，这一项制度的建立与发展符合我国预防和治理违法犯罪的客观需要。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到到二O一O年要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要形成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必须先完善中国特色的劳动教养制度，这是当务之急。并且随着我国依法治国进程的加快，劳动教养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立法工作已滞后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程和劳动教养工作实践。我们要实现依法治国的目标，就必须对劳动教养制度进行立法完善。
2、劳动教养制度立法完善是维护劳教人员合法权益的需要
劳教人员作为国家公民其合法权益理应受到保护。虽然我国在劳教工作中实行“教育、感化、挽救”工作方针和“像父母、像老师、像医生”的“三像”政策，但是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历史的原因各种侵犯劳教人员权益的现象到处可见，如：公安机关在办理劳动教养案件时，行为人没有知情权；执行劳动教养过程中，劳教人员对延期以外的处罚没有诉权等等。这些都严重侵犯了劳教人员的合法权益，使劳教人员是欲辩无据，欲诉无门。这就需要一部完整、系统的法典对之作出详尽的规定，对劳教人员的权益予以确认和保护。从而在根本上杜绝因法律漏洞而造成的侵犯人权的现象。
3、劳动教养制度立法完善是适应国际人权领域斗争的需要
西方敌对势力一直把劳动教养作为攻击我国法律制度和人权状况的借口，加快立法，完善劳动教养制度是对他们的最好还击。西方敌对势力攻击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三个焦点是（1）关于劳动教养制度本身的攻击；（2）关于劳教人员劳动状况的攻击；（3）关于劳教企业产品参与市场和组织劳教人员出卖劳务的攻击。尤其是对劳动教养制度本身的攻击尤为强烈，他们认为，公民犯了法就要坐牢、蹲监狱，相应地就可以剥夺其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而作为行政措施的劳动教养制度却对那些并不构成犯罪的公民同样限制了人身自由，还强迫他们劳动，是一种侵权行为。我们要适应国际人权领域的合作与斗争形势，向国外展示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法制文明，就必须理顺劳动教养法律体系，完善劳动教养制度。
4、劳动教养制度立法完善是实现分权制衡的需要
当前对一名公民适用劳动教养，公安机关自己抓，自己批，复议还是自己看，缺乏必要的权力监督和制约。因此，从当前劳教制度的特殊性出发，迫切需要建立起公安机关办案，人民法院审理判决，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办案、人民法院审理、司法行政机关执行及提请复核等制度。通过这些制度的建立，打破公安机关对劳动教养决定的集权制，实现分权制衡。但是建立这些法律制度涉及到公、检、法、司等部门之间的职责分工，已经超出了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调整范围，逐一由权力机关通过单行决定已不可能实现，只有依赖于制定一部劳动教养法典解决。
三、劳动教养制度的立法完善
（一）劳教立法对劳动教养制度要定性明确，定位准确
性质不明是制约劳动教养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对劳动教养进行定性是完善劳教法律制度的关键。劳动教养制度自从创建以来,迄今还没有一个正式的“说法”。创建初期,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规定:“劳动教养,是对于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措施,也是对他们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可见劳动教养的性质被看作是一种强制教育措施。但是从目前我国劳教工作的实践看,特别是《行政诉讼法》实施后,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制定了贯彻实施意见,进而明确把劳动教养列为一种行政处罚。因此,与创建时相比,劳动教养的法律性质已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不再是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而成为打击处理违法行为的一项重要手段。因此,笔者建议在修改和完善劳动教养法律制度时,首先要明确劳动教养的法律性质。为了防止劳动教养法律成为“准刑法”,应明确坚持劳动教养作为一种行政处罚的性质,将其归入行政法范畴。目前,有些人认为把它归入行政处罚,会与《行政处罚法》某些规定相矛盾。笔者认为,虽然《行政处罚法》中列举的处罚种类没有劳动教养,但它有两条弹性条款。《行政处罚法》第八条第七项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第九条规定:“法律可以设定各种行政处罚”。这就为把劳动教养作为一种行政处罚提供了法律依据。
劳动教养的法律地位问题是完善劳动教养制度，进行劳教立法亟需解决的另一个问题。劳动教养的法律地位很重要,而目前我国法律处罚体系不完备,法律地位不明确。从《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情况看,二者规定的处罚期限大体衔接。维护社会治安的处罚体系在形式上似乎是完备的,轻的由治安管理处罚制裁,重的由刑罚制裁。但二者所调整的法律关系并不协调。《刑法》中规定犯罪行为有近400种,与《条例》规定的７７种行为有较大的差异。《刑法》和《条例》在违法犯罪行为规定上存在“空档”是劳动教养得以存在的法律基础。事实上,那些“大法”管不到,“小法”管不了,“大法”不犯,“小法”常犯,屡教不改,不够刑事处罚,给予治安处罚又太轻的大有人在。他们对社会治安构成了威胁,应有相应的处罚。劳动教养作为一种行政处罚措施,显然要比治安处罚严厉得多,所以,它只能是介于刑罚和治安处罚之间的一个处罚层次。这就需要在制定劳动教养法时明确《劳动教养法》与《刑法》和《治安处罚条例》之间的关系。《劳动教养法》应作为连接《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之间的一座桥梁。因此,《劳动教养法》的立法形式应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法律,以便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衔接。
（二）实体和程序都要体现公平，合乎正义
法律的最优秀的品质是公平与正义，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作为限制或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劳动教养制度是以实现社会防卫为目的的，所以劳动教养立法应遵循国家优位理念，维护国家利益。未来的劳动教养立法在实体和程序上都要充分体出公平与正义。
1、实体规定应当内容明确、体例完整
劳动教养立法应有科学的态度，对现行的劳动教养法律制度进行全面的梳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破旧立新。不能纯粹为“立法”而立法，要对劳动教养的立法原则，法律依据，劳动教养的性质、地位，劳动教养适用的范围、对象，期限，以及劳动教养的法律监督，劳教人员的权益保障等实质性问题制定出明确的法律条文，作出明确的规定。在相关问题的处理上要考虑周全，注意好与其它法律制度的衔接。在立法体例上，可参照《刑法》，原则性的、概括性的规定在“总则”部分，违法犯罪的构成及适用标准、期限等具体规定，在“分则”部分详细列出。
2、程序设置应当司法化
要通过适当的简易司法程序,决定是否对行为人实行劳动教养。公安部门的治安机关负责对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治安案件进行调查,认为需要收容劳教的,应在规定的期限内向人民法院起诉。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的人民法院设立“治安法庭”,受理公安机关诉请劳动教养的治安案件,开庭审理并作出是否将被告人收容教养的判决。法院开庭审理治安案件应通知检察院,检察院认为必要时,可派员出庭监督审理过程。被告人有权自行或委托律师辩护;不服一审判决的,有权上诉。上一级人民法院的裁决为终审裁决。
参考书目：
1、李龙主编：《依法治国方略实施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
2、周旺生主编：《立法学教程》，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1版。
3、李贵连主编：《二十一世纪中国法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
4、夏宗素、张劲松主编：《劳动教养学基础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 版。
5、常兆玉主编：《劳动教养管理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 版。
6、《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版。
7、张丽主编：《劳教工作人民警察基本素质教育读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0年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