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商事仲裁中的“更优权利条款”
———1958年《纽约公约》评析
黄亚英＊
【本文发表于《法学杂志》2000年第2期】
1958年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主持下制定和通过了《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⑴(通常简称为1958年《纽约公约》)。截止1998年6月10日该公约40周年纪念日之际已有118个国家成为缔约国。⑵《纽约公约》已成为仲裁领域最重要的公约并被誉为当今国际商事仲裁的基石(corner stone)。⑶
由于许多缔约国除参加该公约外，还制定了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国内立法，有些缔约国同时还签订了涉及这一事项的其它双边或多边条约，因此在《纽约公约》的具体适用中便存在着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即如何处理《纽约公约》与国内法以及其它条约的关系。对此公约在其第7条(1)款中规定：“本公约之规定不影响缔约国间所订立的关于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的多边或双边协定的效力，也不剥夺任何利害关系人在被申请承认和执行地国的法律或条约许可的方式及范围内援用仲裁裁决的任何权利。”⑷上述第7条(1)款2项(加着重号的文字)说明当事人在向《纽约公约》缔约国申请承认和执行某一公约范围内的仲裁裁决时，既可选择公约作为请求的依据，也可选择被申请承认和执行地国的有关国内立法或该国缔结的有关其它条约作为请求的依据。也就是说，“第7条(1)款2项的规定给了当事人一项自主权利，即他可以援引关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国内立法或双边或其它多边条约的规定申请执行某一仲裁裁决，从而不再以《纽约公约》作为申请执行的依据。”⑸研究《纽约公约》的著名专家皮特·桑德斯教授在解释公约上述条文时也曾指出；“公约进一步阐明了该公约将不剥夺任何利害关系人在被申请承认和执行地国的法律或条约许可的方式及范围内援用仲裁裁决的任何权利。换言之，如果在被申请承认和执行地国境内有效的国内立法或其它条约提供了比《纽约公约》更为有利和优惠的权利(more favourable right)，则申请执行裁决的一方便可援引和利用该项更为有利和优惠的规定并以此取代公约的相关规定。”⑹故此，公约第7条(1)款第2项的规定被称为公约中的“更优权利条款”(more-favourable-right-provision)。⑺
“更优权利条款”在处理公约与国内立法和其它条约关系方面有面有着重要意义。⑻例如，在某一国家申请承认和执行一项外国仲裁裁决时，该国既参加了《纽约公约》，同时又制定了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国内立法。如果该裁决未满足公约要求的执行条件，则当事人仍可适用被请求国的其它立法使该裁决得以执行。否则，如果排他性地单独适用公约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即那些不完全符合公约承认和执行条件的裁决将会被搁置。所以，“更优权利条款”是公约积极促进和支持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目标的又一具体体现，“它为无法适用纽约公约进行执行的案件开辟了新的执行依据。”⑼
关于公约中制定该条款的目的，德国科隆上诉法院曾在判例中作了如下的准确论述：“这一规定的理由在于避免剥夺当事人依据被请求国国内法律中更为优越有利的条件去请求执行其裁决。”⑽
从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有些国家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国内立法确比公约中的某些规定更有利于裁决的执行。例如，《纽约公约》第5条(1)款(甲)项明确将仲裁协议的无效直接作为拒绝承认和执行裁决的理由之一。相反，按照德国法律，如果仲裁协议的无效可以在裁决作出国通过撤销裁决的诉讼加以救济的话，则仲裁协议的无效不能成为在德国境内拒绝执行裁决的理由。⑾也就是说，从德国法中专门规定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理由的民诉法典第1044条来看，未将仲裁协议的无效作为拒绝执行的一项直接理由。在此情况下，当事人只能以仲裁协议无效为由向裁决作出国申请撤销该裁决，然后再以第1044条认可的裁决已被撤销这一理由要求拒绝执行裁决。这一点说明德国法与公约是不同的，它表明了德国法的规定比公约第5条(1)款(甲)项更有利于外国裁决在德国的执行。德国最高法院曾经有一个案子涉及到执行一项在南斯拉夫作出的裁决。本案中住所在德国的被告反对在德国境内执行该裁决。其反对理由是本案的仲裁协议仅被记载于双方中介人的笔记中，因而不符合书面形式的要求，是无效的。德国最高法院则驳回了被告的主张。法院认为，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1044条，⑿除非外国裁决依其应适用的仲裁法(本案即南斯拉夫仲裁法)尚不具有法律效力，否则应在德国得到执行。同时南斯拉夫仲裁法规定，一项仲裁裁决作出后的30天内，当事人可以仲裁协议无效理由申请法院撤销该裁决。由于本案被告未向南斯拉夫法院申请撤销该裁决，所以该裁决按决定其效力的南斯拉夫法律已经生效，故被告反对执行的理由在德国法院是不能接受的。⒀法国最高法院关于“Norsolor V．Pabalk”一案的判决则是适用公约“更优权利条款”的又一典型案例。⒁本案仲裁庭是按国际商会仲裁规则在维也纳设立的。仲裁庭认为自己无法选择某一合适的国内法适用于解决案件的实体争议，因而决定适用国际商人习惯法(International Lex mercatoria)并强调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由于仲裁案的被告一方败诉，因此被告向该裁决作出地的维也纳上诉法院诉请撤销该裁决。维也纳上诉法院认为本案仲裁庭未能很好地履行职责，无视国内法的选择适用而去适用国际商人习惯法；同时法院还认为国际商人习惯法是“其有效性值得怀疑的世界法”。因此该法院撤销了部分裁决。然而上述仲裁案中胜诉的原告则针对已被奥地利维也纳法院撤销的部分裁决向法国法院申请执行。如何对待原告的执行申请成为法国法院面临的棘手问题。按照法国和奥地利均已参加的《纽约公约》第5条(1)款(戊)项规定，承认和执行外国裁决的申请可因该裁决已在作出国被有关主管机关撤销或停止执行而加以拒绝。但是法国国内法在原则上未将“裁决被作出地国的法院撤销或停止执行”作为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裁决的理由。⒂最后，法国法院依照《纽约公约》中的“更优权利条款”批准了原告的执行申请。除法国和德国外，荷兰国内法律关于承认和执行境外仲裁裁决的条件也比公约更为有利和优惠。例如，《荷兰民事诉讼法典》第1076条(2)款规定，缺乏有效的仲裁协议不应构成拒绝承认和执行的理由，如果援引该无效理由的一方当事人已参加了仲裁程序并且在提出答辩以前，没有以缺乏有效的仲裁协议为由提出仲裁庭无管辖权的抗辩。⒃而《纽约公约》则没有出现类似于荷兰这样的规定。1994年12月荷兰鹿特丹的地区法院在“Isaac Glecer V．Moses lsrael Glecer”一案中涉及到承认和执行一项由以色列作出的仲裁裁决。⒄该案成为荷兰法院依据公约“更优权利条款”适用荷兰上述国内立法条文的很好事例。
通过对“更优权利条款”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出，公约该条款的存在和适用会给申请执行裁决案件中的被告造成预想不到的被动局面。例如，原告向德国法院申请执行一项针对德国被告的外国裁决，而作出该裁决所依据的仲裁协议按照裁决作出地国家的法律可能属于无效协议。但该被告未向裁决作出地国家的法院(或其它主管机关)提起申请撤销该裁决的诉讼，而是期望着将来原告一旦在德国申请执行该裁决时援引公约第5条(1)款(甲)项规定，以仲裁协议无效为由拒绝执行该裁决。被告的这种想法是很危险的。因为一旦原告不依公约而依“更优权利条款”援引对其更为有利的德国国内法申请执行该裁决时，被告反对执行的理由将不被法院所接受。而此时如果被告再向裁决作出国去申请撤销裁决，可能申请撤销的法定时限已过。⒅故对在仲裁中败诉并在象德国、法国、荷兰这样的国家拥有住所或财产的当事人来说一定要警惕对方当事人对“更优权利条款”的引用。
在研究“更优权利条款”时还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即从公约第7条(1)款的文字表述来看，“任何利害关系人”都不能被剥夺“在被申请承认和执行地国的法律或条约许可的方式及范围内援用仲裁裁决的任何权利”。这里的“任何利害关系人”一语引发了两个新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究竟谁有权引用“更优权利条款”。也就是说是否只有申请执行的一方才能在公约和有关执行外国裁决的国内立法或其它条约之间进行选择适用?还是被申请人也有选择适用的权利?如果允许被申请人选择的话，他肯定会挑选可能导致拒绝执行的规定，那就意味着公约允许选择适用更便于阻碍裁决执行的法律或条约规定。⒆所以，尽管公约用语中的“任何利害关系人”在表面上看似乎是广义的，但它只能对申请执行方有意义。例如，对一些按《纽约公约》规定可以执行的裁决，如果改用某些国家的国内法则可能被拒绝执行。因为这些国家的国内法比公约规定的可执行条件更加苛刻和烦琐。⒇如果被申请人可以援引对其有利的国内法，则意味着这类裁决将得不到执行。这种结果的出现不仅与公约促进和支持裁决的执行这一宗旨相背离，而且也与前述的“更优权利条款”本身的目的(即使尽可能多的裁决得到执行)相抵触。著名专家A·范登伯格教授曾分析指出：“公约第7条(1)款事实上阐述了两项不同的权利。第一项权利是指当事人享受仲裁裁决利益的权利；第二项权利是选择更有利和更优惠的执行依据的权利(即更优权利条款)。而公约第7条(1)款实际上只将上述第二项权利赋予了拥有第一项权利的人。从原则上讲，拥有第一项权利即享受裁决本身利益的人只能是申请执行方；被申请人按裁决本身规定主要是履行义务而不享受权益(即未拥有第一项权利)。因此，从逻辑上讲，更优权利条款也只能由申请执行方引用”。（21）除学者们的观点外，将“任何利害关系人”限定为申请执行方的这一解释实际上也已得到实践的支持。一方面法院在现有案例中均认为申请执行方可依“更优权利条款”自由选择更加有利的国内法作为执行依据；另一方面目前尚没有一个关于法院支持被申请人引用“更优权利条款”去自由选择国内法的案例。总之，根据上述的分析，申请执行方可选择公约以外更有利于裁决执行的国内法作为执行依据；在此情况下，被申请人只能服从这一选择，他不能辩称由于公约对他更有利而主张适用公约。由“任何利害关系人”一语引发的第二个问题是：除了申请执行方要求引用“更优权利条款”外，受理执行申请的法院能否自行主动适用这一条款。对此法国最高法院在前述的“Norsolor V．Pabalk”一案中作了肯定的回答。（22）
在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方面，“更优权利条款”的产生还开创了国际条约与缔约国国内法相互关系中的新规则，即公约的规定并不具有超越执行地国国内法的效力。曾经有一家德国上诉法院在执行一项由罗马尼亚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时认为，《纽约公约》的效力优于德国国内法中有关执行外国裁决的民诉法典第1044条的规定。德国最高法院则纠正了上诉法院的这种观点。德国最高法院指出，由于公约第7条(1)款中包含了最优惠待遇原则(The rule of most favourable treatment)，该原则允许申请执行方选择以执行地国国内法为依据执行其裁决，因此《纽约公约》不具有排除适用德国民诉法典第1044条的优越地位。（23）
从中国目前实际情况来看，除参加了《纽约公约》外，我国国内立法中没有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专门规定。（24）因此，凡在中国以外的其它《纽约公约》缔约国境内作出的裁决，当事人申请中国法院执行时尚无法援用“更优权利条款”。但是，对我国涉外仲裁机构和按《仲裁法》重新组建的其它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如果一方当事人向缔结了《纽约公约》的外国法院申请执行该裁决时，则双方均应十分关注“更优权利条款”可能给自己带来的利弊。另外，对在外国作出的涉及我国当事人的仲裁裁决，如果该裁决在其作出国和中国以外的公约缔约国申请执行时，同样可能面临着“更优权利条款”的适用问题。由此可见，对“更优权利条款”的研究掌握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注释
＊西北政法学院国际法教授、吉林大学国际法学士（1985）、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硕士（1988）。
1、 该公约的正式中文本载于《联合国条约集》第330卷(1959年)，第50—54页。我国于1986年成为该公约缔约国。
2、 Vivienne M．Ashman，New York Convention and China's One Country，Two Systems，New York Law Journal，1998。
3、Albert Jan van den Berg，The New York Arbitration Convention of 1958（K1uwer，1981），at P．1。
4、为使该条款的文字表述和理解更加准确，此处摘录公约英文本的相应条文以便参考：“Article VII(1)：The provisions of the present Convention shall not affect the validity of multilateral or bilateral agreements concerning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arbitral awards entered into by the Contracting states nor deprive any interested party of any right he may have to avail himself of an arbitral award in the manner and to the extent allowed by the law or the treaties of the Country where such award is sought to be relied upon．”
5、Albert Jan van den Berg，New York Convention of l958 consolidated commentary，Yearbook Commercial．Arb'n XXI (1996)，P．513．
6、Pieter Sanders，Commentary，Yearbook Commercial Arbitration Vol．Ⅱ(1977)，P．255 at P．263．
7、同注（5），at P．81．
8、限于篇幅原因，本文仅从公约与国内立法的关系角度去分析“更优权利条款”。
9、同注（5）。
10、Pieter Sanders, Court Decisions on New York Convention 1958 ， Yearbook
Commercial Arbitration Vol.Ⅲ（1978）.
11、同注（5），at PP．514--515．
12、该条款的中文译本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全书》，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628页。
13、同注（3），at P．89．
14、有关本案情况的介绍参见Alan Redfern and Martin Hunter，Law and Practice of Int'l commercial Arb．，2th Edition，Sweet & Maxwell 1991，at P．470．
15、法国国内法关于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裁决的理由主要规定在《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1502条之中。该条的中文本参见程德钧、王生长主编《涉外仲裁与法律》(第二辑)，第36页。
16、该条款的中文译本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全书》，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646页。
17、该案的详细案情可参见Yearbook Commercial Arbitration，Vo1．XXI(1996)，at PP．635－637.
18、同注（3），at P．83．
19、同注（5），at P．514．
20、例如，意大利民法典第1341和1342条要求对出现在格式或标准合同中的仲裁条款须经书面形式的特别批准。这一规定比《纽约公约》第2条(2)款的要求更为严格。
21、同注（3），at P．85．
22、See Yearbook Commercial Arbitration，Vol．X1 pp．484--491．
23、See Yearbook Commercial Arbitration．Vol．Ⅱ(1977)，P．242．
24、关于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我国仅在《民事诉讼法》第269条中规定：“人民法院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办理。”
劳动人事部关于发布《贯彻国务院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规定中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的通知
劳动人事部
劳动人事部关于发布《贯彻国务院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规定中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的通知
1982年12月10日，劳动人事部
我部制定的《贯彻国务院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规定中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已经国务院批准，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贯彻国务院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规定中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
为了贯彻国发〔1982〕62号《国务院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制度的几项规定》（以下简称《几项规定》），对老干部离休的有关具体问题，提出以下处理意见：
一、《几项规定》第一条可以享受离休待遇的老干部是指：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前，参加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军队的，在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并脱产享受供给制待遇的；在敌占区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的。在东北和个别老解放区，一九四八年底以前享受当地人民政府制定的薪金制待遇的干部，也可以享受离休待遇。
如何确定干部的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另行规定。
个人生活部分凡享受以下供给制的，属于“供给制”：（1）伙食按规定享受小灶、中灶、大灶；（2）服装、棉被等生活用品；（3）极少的普通津贴费。实行部分供给、部分工资制的（含包干制），可视为供给制。除此之外，其他支付形式不属于供给制。建国前享受过供给制待遇，也享受过薪金制待遇的，按享受供给制待遇对待。
二、根据《几项规定》第一条退休改离休的干部，从一九八二年四月改发其原工资。在国发〔1980〕253号《国务院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下达以前退休的专业干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科研、高教、翻译、工程技术、农业技术的九级，文艺十级，卫技十一级以及相当于行政十八级以上的；符合《几项规定》离休条件的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科研、高教、翻译、工程技术、农业技术的六级，文艺、卫技的七级以及相当于行政十四级以上的，由退休改为离休后，从一九八○年十月份起改发其原工资。
其他行业的相当工资级别，执行国家统一工资标准的，由国务院各主管部委作出补充规定；执行地方制定的工资标准的，由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作出补充规定，报劳动人事部审定后实行。
因更改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由退休改为离休的干部，从组织批准更改之月起，改发其原工资。
对已按《暂行规定》办了离休手续而不符合《几项规定》离休条件的干部，不再改动。
三、退休改离休的干部，其退休费与原工资的差额，由发给退休费的单位核实后发给。对原享受特殊贡献待遇提高退休费的退休干部，改为离休后，提高部分不再发给。
退休改离休的干部，就地安置的由原工作单位负责改办并管理；原单位已撤销（包括军队已经安置在地方的退休干部）以及易地安置的，由发给退休费的单位负责会同有关部门办理，然后移交接受安置地区的干部、人事部门管理。
四、《几项规定》第三条所称“一九四三年一月一日到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干部”，不包括原在日伪单位服务，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到同年九月二日期间，被我军接管后参加革命工作的干部。这一部分干部不享受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干部的离休待遇，可以享受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干部离休待遇。
五、老干部离休时，地级以上单位管理的，应由所在单位按照干部管理权限，报任免机关批准；县级以下单位管理的，要报县级以上机关审核批准，并报地级以上主管部门备案。
六、《几项规定》第三条中所称“原工资”，包括级别工资、保留工资、附加工资。有地区生活费补贴的地方，“原工资”含地区生活费补贴。原享受地区生活费补贴的干部，离休后到没有地区生活费补贴地方安置的，不再发给地区生活费补贴；原不享受地区生活费补贴的干部，离休后到有地区生活费补贴地方安置的，应按接受地区同级干部的标准发给地区生活费补贴。
《几项规定》第三条中所称“标准工资”，一般是指由国家统一制定的工资标准表中的级别工资，但有保留工资的离休老干部，其标准工资中含保留工资。
七、离休老干部按《几项规定》享受的“生活补贴”，当年一至十二月不论哪个月批准离休的，都在批准离休之月按一年一次全额发给（离休前领取的奖金不再扣回）。由退休改为离休的老干部，其生活补贴应从一九八二年四月开始发给。从第二年开始，在每年一月份发给。
八、《几项规定》第四条所称“老干部离休荣誉证”，也可以根据情况，由行署或县一级的政府机关代发。
九、《几项规定》第六条所称“过去有关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是指《暂行规定》第一条与《几项规定》不一致，以《几项规定》为准。《暂行规定》的其他条款，继续执行。
十、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及其直属单位需要跨省安置的离休干部，凡符合《暂行规定》第三条安置原则的，有关省、市、自治区应予以接受。对长期在西藏、青海地区工作的内地干部，离休后易地安置时更应给予妥善安置。安置地点应以中小城镇为主。随离休干部易地安置的配偶及待业子女、未成年子女，接受安置地区应准予落户，需要安排工作的，由当地人事、劳动部门负责安排。
十一、《暂行规定》第五条所称“福利待遇不变”，是指干部离休后，继续享受原单位同级在职干部同样的困难补助（含遗属生活困难补助）等各项非生产（工作）性福利待遇不变；“其他各项生活待遇”包括：粮价补贴、副食品价格补贴、冬季取暖补贴和医疗、住房、用车、生活品供应等待遇。易地安置离休干部的“其他各项生活待遇”，执行接受安置地区的标准。军队退休改离休干部的“福利待遇”和“其他各项生活待遇”，均按所在地区同级党政机关干部的有关待遇规定执行。
十二、县、市以上卫生部门，要定期组织离休干部进行健康检查，离休干部就医、疗养应给予优先照顾。愿在附近医院诊治的，应给予方便。具体办法由卫生部和各省、市、自治区根据实际条件制定。
卫生部和各省、市、自治区卫生部门，都应根据实际情况设立一定数量的老干部病床，以解决离休干部住院的困难。此项经费要单拨，所需基建项目应优先安排。
十三、《暂行规定》第五条所称因病残发给护理补助费的标准，不得超过当地一个普通机械行业二级工的工资标准。病情好转、生活基本能够自理后，护理补助费停发。
十四、离休干部住房有困难的，就地安置的由所在单位负责优先解决。确实无力建房的基层单位，由上级主管部门或房管部门负责解决。
跨省安置离休干部的建房，原工作单位将所需建房费划拨给接受安置地区后，由接受安置地区作为自筹基建优先列入地方计划，并负责筹建、管理。各级离休干部每户的建筑标准，可参照国家建筑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确定。
对到农村安置的，可酌情给予一定数额的建房补助费，补助标准由各省、市、自治区制定。
十五、老干部离休后，除按国家规定享受探亲待遇外，本人还可按现行差旅费开支标准报销一次探视父母、子女或回原籍的往返车船费。
十六、要给离休干部配备必要的车辆。地专级以上的离休干部，按同级在职干部的配车规定配备车辆。县以上老干部工作部门和干休所，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配备车辆。供离休干部看病、学习、公出使用。所配车辆应首先从各单位现有车辆中调剂，不足部分由上级有关部门负责解决。
十七、离休干部身边无子女的，按照顾在职干部的规定，由当地人事、劳动部门负责调一名在外地工作的子女（包括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到离休干部安置居住地工作。
十八、离休干部不占在职干部的编制，由发给离休工资的单位单列编制，定期报送编制主管部门。离休干部所需的各项经费（包括工资、生活补贴、粮食补贴、副食品价格补贴、冬季取暖补贴、福利费、公用经费、探亲路费、护理费、购置病残工具补助费、建房费和按规定配备汽车等项费用），由所在单位列入预算。行政单位在其他行政经费、事业单位在有关事业费项下的“离休退休人员费用”目内列支。企业单位在营业外支出中列支。
易地安置的离休干部所需各项经费，由原单位汇交接受安置单位支付。易地安置已由接受地区支付退休费的退休改离休干部，由接受地区的干部、人事部门单列编制，并负责各项经费的预算编造和支付工作，由“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类”的“离休费”中列支。
由组织派到集体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的国家干部，离休后所需的各项经费，可由上级主管单位分别在企业、事业费中开支。
十九、有离休干部的单位，每年按每个离休干部一百五十元计算，由离休干部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作为特需经费列入预算，统一掌握，主要用于解决离休干部的特殊困难和必要的活动经费开支。
二十、在举行重大庆祝会、纪念会时，要请离休干部的代表上主席台或荣誉席就座。
各地区各系统和离休干部的所在单位，可因地制宜地为离休干部开展政治、文体活动，因陋就简地设立活动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