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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政府


印发《广州市国有企业监事会运作办法》的通知
广州市人民政府


通知
各区、县级市人民政府，市府直属各单位：
现将《广州市国有企业监事会动作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广州市国有企业监事会运作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国有企业的监督机制，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建立规范的监事会组织机构，依据《公司法》、《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及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控股企业。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监事会分为内部监事会和外部监事会。内部监事会是指国有资产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含中外合资公司）；外部监事会是指未实行公司制的国有企业、国家投资为主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国有金融企业以及国有独资公司（集团公司）。
第四条 内部监事会按《公司法》规定，由股东代表和员工代表选举产生；外部监事会按《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规定，由监督机构派出。监事会对企业财产保值增值状况依法实施监督，保障股东和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第五条 监督机构和被监督企业名单由市政府根据有关规定确定。

第二章 内部监事会
第六条 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规模较大的有限责任公司（含中外合资公司）设内部监事会，其成员不得少于3人。监事会应在其组成人员中推选一名召集人。
经营规模较小的有限责任公司可以设1至2名监事。
第七条 监事会由下列人员组成：
（一）国有产权代表及其他股东代表；
（二）员工代表，其比例一般不低于监事成员总数的1／3。
第八条 监事会中有股东代表由股东单位提出候选名单，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选举产生；员工代表由职代会选举产生。
第九条 监事会的监事任期每届为3年。监事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
第十条 监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十一条 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检查公司的财务；
（二）对董事、经理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行为进行监督；
（三）董事和经理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要求予以纠正；
（四）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五）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六）对董事和经理的违法行为和重大失职行为，有权向股东大会提出更换董事和解聘经理的建议。
第十二条 监事会的监事应当依照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履行监督职责。有《公司法》第五十七条规定的各项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监事。
董事、经理及财务负责人不得兼任本公司的监事；国家公务员不得兼任监事。
第十三条 除监事机构派出的监事外，其他监事的工资资金等报酬由董事会根据公司同等管理人员标准确定，报监督机构批准。
监督机构派出的监事不得在企业领取任何报酬。
第十四条 监事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维护资产所有人和职工权益；
（二）坚持原则，清正廉洁，办事公道；
（三）具有与担任监事相适应的业务知识和从业经验。
第十五条 监事必须执行监事会的决议。
第十六条 监事行使下列职权：
（一）列席董事会会议；
（二）接受监事会委托，调查企业业务及财务状况，查核薄册和文件，请求董事会或经理提供有关情况报告，列席公司资产管理的各种会议；
（三）对董事会于每个营业年度终了时的各种会计表册（包括营业报告书、资产负债表、财产目录、损益表等）进行调查核对，将其意见制成报告书并经监事会表决通过后向股东大会报告；
（四）董事或经理的行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损害社会公利益、企业利益、股东利益或职工利益，有权要求董事或经理予以纠正；
（五）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其他监督权。
第十七条 监事不得利用在公司的地位和职权谋取私利，不得泄露公司的商业秘密。违反法律、法规或公司章程给公司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八条 监事不履行监督义务，致使公司利益、股东利益或职工利益遭受重大损害的，视其过错程度，由监事会追究责任，并可按规定程序解除其监事职务。

第三章 外部监事会
第十九条 监督机构派出的外部监事会，由5至15的奇数人员组成，其中监督机构委派和政府其他部门派出的监事人数不得超过监事会成员总数的2／3。

监事会每届任期3年，监事连任不得超过两届。
第二十条 监事会成员可以从下列人员中委派和聘请：
（一）监督机构委派的代表；
（二）企业主管部门和财政、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派出的代表；
（三）监督机构聘请的经济、金融、法律、技术和企业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专家；
（四）监督机构聘请的被监督企业的领导人（不包括董事、厂长、经理和财务负责人）和企业职工代表；
（五）监督机构聘请的其他人员。
第二十一条 监事会对派出监事会和监督机构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二十二条 监事会履行下列职责：
（一）审查经注册会计师验证的或者经厂长（经理）签署的企业财务报告，监督、评价企业经营效益和企业财产保值增值状况；
（二）根据工作需要，查阅企业的财务帐目和有关资料，对厂长（经理）和有关人员提出询问；
（三）对厂长（经理）的经营业绩进行监督、评价和记录，向派出监事会的监督机构提出对厂长（经理）任免（聘任、解聘）及奖惩的建议；
（四）根据厂长（经理）的要求，提供咨询意见。
第二十三条 监事会对董事和厂长（经理）的违法行为和重大失职行为，有权向该企业国有资产的监督机构提出更换董事和解聘厂长（经理）的建议。
第二十四条 监事会的监事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企业章程，履行监督职责。
第二十五条 监事均为兼职，政府或监督机构选派的监事必须是在职在正式工作人员，一人可同时担任若干企业的监事。
第二十六条 除被聘请的本企业领导人（不包括董事、厂长、经理和财务负责人）和职工代表外，监事不得兼任被监督企业的任何职务，不得接受被监督企业的任何报酬。被聘为监事的本企业职工的工资、奖金等报酬由监督机构比照企业同等管理人员标准确定，在企业内列支。
第二十七条 担任监事应当具备的条件、履行职权以及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按本办法第十四条、十五条、十六条、十七条执行。

第四章 监事会运作方式
第二十八条 监事会设召集人一人。内部监事会召集人从监事会成员中选举产生，由过半数监事同意通过。外部监事会召集人由政府或者监督机构在监事会成员中指定。
第二十九条 监事会召集人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二）检查监事会决议的实施情况；
（三）代表监事会向股东大会或监督机构报告工作。
第三十条 内部监事会会议一般每季度召开一次。外部监事会会议每年召开2次。
经监事会召集人或者1／3以上的监事提议，监事会可以举行临时会议。
第三十一条 监事会会议召集前，应当将会议时间、地点、内容及表决事项书面通知所有监事会成员。
监事无故缺席且不提交书面意见或进行书面表决的，视为同意监事会的决议。
第三十二条 监事会的决议，须由过半数监事表决通过方可有效。决议的表决采用记名表决方式。
监事会认为必要时，可以邀请董事长、董事和厂长（经理）列席会议。
第三十三条 监事会会议决议事项应作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监事和记录员在会议记录上签名。
监事应对监事会会议决议承担责任。监事会会议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企业章程，致使企业遭受损失，参与决议的监事应对企业负赔偿责任。但经证明在表决时曾表示异议并记载于会议记录的，该监事可以免除责任。
第三十四条 内部监事会可以代表公司委托会计师、律师或其他专家进行业务审核，所需费用由公司支付。
外部监事会履行职责所必要的开支，由派出的监督机构支付。
第三十五条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企业）决议违反法律、法规、企业章程或损害企业和职工利益时，可作出决议，建议董事会（企业）复议该项决议。董事会（企业）不予采纳或经复议仍维持原决议的，监事会应向股东单位或监督机构报告。
监事和监事会对董事会（企业）决议不承担责任，担未履行本条规定的建议复议和报告的义务而造成企业损失的，应当承担监督失职的责任。
第三十六条 监事会不得干预企业的经营权。
第三十七条 监事会及其监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股东大会、委派单位或监督机构责令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按照规定程序，改组监事会，免去或者解聘有关的监事：
（一）未按照规定履行监事会或者监事职责的；
（二）超越监事会或者监事职权，干预企业经营权，侵犯企业合法权益的；
（三）泄露企业商业秘密，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
（四）以任何形式违反法规接受企业的报酬或者收受财物的。
第三十八条 监事会设专职（或兼职）工作人员处理日常工作，并制定经营决策监督制度、董事经理考核评议制度、企业财务报告审查制度、监事会工作登记统计制度等日常工作制度，保证监事会各项职责的落实。
主要日常工作包括：监事列席董事会（企业）会议；定期审查财务报表；检查中高层管理人员业务资料；质询重大问题疑点；对经营管理的失误向董事或厂长（经理）提出交涉并要求纠正；对造成企业重大损失的高层管理人员向法院提出诉讼；召开监事会例会；向股东大会或监督机构
报告工作。
监事会工作人员的待遇，比照企业相应人员的标准确定。
第三十九条 企业应当为监事会提供必要的办公条件。
第四十条 监事会应与企业的行政监察部门、审计部门、法律事务部门、工会等应互相配合，组成完善的企业内部监督体系。
第四十一条 监事会日常办事机构可以和其他监督部门办事机构合署办公。
第四十二条 监事会监事和工作人员可以依法与其他监督部门人员交叉任职。并由具备相应素质的纪检书记通过法定程序任监事会召集人。
第四十三条 监事会监事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的，依照《公司法》和《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规定予以处罚。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依照《公司法》、《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及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五条 本办法由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负责组织实施。
第四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行。







1996年12月1日
合同诈骗犯罪的成本分析与预防
韩豫宛

　　　在合同诈骗犯罪这一典型的经济犯罪类型中，犯罪的实施一般不是基于突然发生的感情冲动，犯罪分子在犯罪前通常要通过周密的、精细的分析和计算，进行犯罪行为的成本收益预测，权衡得失，选择是否实施诈骗，如何实施诈骗，尤其是在巨额诈骗案件中犯罪分子“理性经济人”的特点和智能性的特点表现得理更为突出。如果犯罪成本大于犯罪收益，犯罪则无利可图，犯罪将被扼制。因此研究合同诈骗犯罪的成本，通过提高犯罪成本而防范合同诈骗犯罪，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合同诈骗犯罪的成本构成及成本影响因素
　　合同诈骗犯罪的成本(C)，是指犯罪分子实施合同诈骗犯罪行为的全部支出，包括现实的支出和未来可能的支出1，具体包括：合同诈骗过程中的时间、劳动、费用开支(C11)；法律制裁的风险(C22)；合法经营的可得收益(C33)；社会对犯罪分子评价的减损和犯罪分子自身的心理道德损失(C44)，那么合同诈骗犯罪的成本C的形式定义可经表述为：C=C11＋C22＋C33＋C44
　　(一)合同诈骗过程中的时间、劳动和费用开支
　　合同诈骗过程中的时间、劳动和费用开支构成了犯罪分子的直接支出，其大小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诈骗方的资本信用等真实信息的市场公开程度，若公开程度则诈骗不易得逞。二是缔约对物的缔约能力、防诈骗能力和谨慎注意程度。近年来的合同诈骗犯罪案件中，单位受害人大大多于个人受害人，其中又以国有企业居多。究其原因与个人对自己财产所尽之较大谨慎注意不无关系。2三是私法为合同缔结过程中防范诈骗所提供的防范措施。合同诈骗以合同的存在为前提，与合同纠纷联系紧密，在诈骗结果发生前或诈骗得以确认前，无法确定合同的违法和无效，合同对即使是善意的一方仍然有约束力，如何使善意一方既能防止诈骗，避免因自己单方履行合同而受损失，又不致于因自己不履行合同而承担违约责任，私法规范必须提供救济的手段。例如：新合同法第66条规定同时履行抗辩制度和第68条规定的不安抗辩制度就有利于防范合同诈骗，使诈骗不易得逞而提高犯罪成本。
　　(二)法律制裁的风险
　　合同诈骗犯罪的法律制裁涉及私法责任(主要是赔偿受害人损失)和公法责任(主要是刑罚制裁)。法律制裁之目的，不仅在于对已然之违法犯罪的惩罚和对已经犯了罪的人的教育改造，也在于震慑意欲实施犯罪的人，使他们慑于刑罚之苦而放弃为恶的冲动，从而遏制即将发生的违法犯罪，即立足于对已然犯罪的惩罚，着眼于未然犯罪的预防，法律制裁的风险对预备犯罪的人构成了威慑力。
　　法律制裁的威慑力与制裁的严厉性、确定性、及时性三个要素有着密切的函数关系。
　　法律制裁的风险=f(严厉性×确定性×及时性)
　　刑罚的严厉性通过对犯罪构成的严格程度和法定刑的种类及幅度表现出来，即将什么样的行为定为犯罪。对犯罪规定什么样的刑罚种类和幅度。严厉性是刑罚制裁的首要特征，任何其它制裁手段，其严厉性都不如刑罚制裁，刑罚制裁正是因为具有这种最为严厉的强制性才使其功能得以发挥而有存在的必要。但是刑罚的严厉性不是随意的，其过与不及，即犯罪界限划定得过大或过小，相应的刑罚种类和幅度规定的过于严厉或轻缓，都会导致刑法资源的浪费或者投入不足，导致刑罚功能的扩张或低下，均不足取。刑罚过于严厉则会对犯罪人造成不必要不应有的伤害，导致犯罪人对社会的仇恨与报复，不利于其悔过自新、回归社会，而且过于严厉的刑罚也会遭到公众的不满和抵制，不能得到公众的支持；相反，如果严厉性不足，则会激发犯罪人的蔑视心理，不足以形成威慑，妨碍刑罚功能的发挥。
　　提高刑罚的严厉性的方法主要是放宽犯罪构成要件和提高法定刑，然而形诸法律文件中的法定刑范围并不足以威慑犯罪分子，他们更加关注罚与实施犯罪行为之间是否具有必然性，即犯罪受惩罚的概率以及适应刑罚与实施犯罪的时间间隔，也就是刑罚的确定性和及时性。
　　刑罚的确定性，表现为发现犯罪并对犯罪适用刑罚的概率，反映的是犯罪受到制裁的现实可能性，刑罚的威慑力不仅在于刑罚的严厉程度，还在于现实中刑罚适用的必然性程度。正如列宁曾经指出的：“惩罚的警戒或作用，决不是仅看惩罚得严厉与否，而是看有没有人漏网。”3即是否作到了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刑罚的及时性，表现为适用刑罚与实施犯罪之间的时间差。及时地惩罚犯罪，在人们对犯罪的危害记忆犹新的时候就展现犯罪与刑罚之间因果联系的必然性，有利于提高刑罚的威慑力，有利于减少受害人的损失。同时可阻止犯罪分子继续实施新的犯罪，防止其养成犯罪恶习，减少其对社会的危害。
　　法律制裁的风险，构成了犯罪成本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它与刑罚的严厉性、确定性、及时性有着正比例的函数关系，即严厉性、确定性、及时性越高，制裁的风险越大，犯罪成本自然也越高。
　　(三)合法经营的可预期收益
　　市场主体选择合同诈骗行为，是以放弃合法经营的收益为代价，合法经营的正常可预期收益构成了合同诈骗的机会成本，也叫选择成本。如果社会投资环境好，合法营利渠道多，合法经营的可预期收益率高，则放弃合法经营而选择合同诈骗的机会成本就高，故而将会有较少的人选择合同诈骗。反之，若合法经营阻力重重，丛生如棘，预期利润率低，则合同诈骗的欲望将膨胀，动因将增加。合同诈骗犯罪的收益(I)=合同诈骗犯罪的直接所得(I1)－诈骗过程的直接支出(C1)－付出同样支出从事合法经营的收益(C3)。若(C3)增大，则I相对减小，若C1＋C3接近或者等于、大于I1时，选择合同诈骗就将是“不划算”的，甚至是极亏本的。
　　合法经营收益率的影响因素较多。主要有：法律对合法经营的保护力度税收及各项政府的管理费用负担、经济周期、市场不确定性因素等。当前，税外收费名目较多，使企业不堪重负。另外，企业对各类许可证和专项审批规定过细过繁，反映强烈。
　　(四)社会对犯罪分子评价的减损和犯罪分子自身的心理道德损失
　　犯罪分子实施合同诈骗的最终目的在于改善自己的生活，提高自己的效用。而在生活的效用函数中，来自社会的评价，内心道德的自我评价，良心的安适或谴责占据一定的份额。若此种精神的、道德的、社会的评价在社会公众生活效用函数中所占比例越大，则犯罪的成本越高，犯罪的欲望越降低、动因越小。这一成本主要是受社会道德状态影响。除此之外，另一重要因素是人口流动性等社区结构状态4。在社区结构较为稳定，人口流动性较小的地方，人群中彼此较为熟悉，道德的束缚力强；反之，道德的束缚力弱，犯罪率也将随之率低或升高。
　　近年来我国社会道德控制力减弱与社会转型密不可分，一是在农村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过程中，大批人口由农村走向城市，人口流动频繁，人际交往的频度和强度减弱，社区结构稳定性减弱，在由“熟人的社会”变成“陌生人的社会”的过程中，社区的凝聚力减弱，城市社区生活趋于个性化，道德的、舆论的约束力、控制力减弱5。二是新旧经济体制交替过程中，原来的工作单位、组织纪律等社会规范的约束力减弱。三是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不仅仅削弱政府的组织性和工作效率，更严重的后果是腐蚀着全社会的道德风尚，导致社会道德颓废。
二、提高合同诈骗犯罪的成本，预防合同诈骗犯罪的具体措施
　　(一)提高市场主体的缔约能力、防诈骗能力，加强自我防范
　　市场主体对缔约对手资信状况的了解和保持谨慎注意，是防止合同诈骗的第一步。针对当前单位受骗多于个人受骗，国有资产受骗多于私人资产受骗的现象，及受骗方工作人员与诈骗方内外勾结进行诈骗的现象，国有企、事业单位应进一步完善岗位责任制、项目责任制等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加强内部控制管理，在企业内部建立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严格执行国家的财政、会计制度，对于签订合同的预付款、定金，实行会计监督，经济往来坚持钱货两清原则，使财会工作规范化、制度化，以防止犯罪分子利用预付款、定金进行诈骗犯罪。加强企业内部的人事管理制度，建立必要的人事档案，对于有前科、劣迹的人应审慎录用。，同时做好私法与公法的协调，在民法、公司法中应增加和完善从业人员对业主的忠实诚信义务的有关规定，完善有关职务代理法律责任的规定。市场主体应通过学习，掌握运用抵押、质押、留置、不安抗辩、同时履行抗辩及行使合同撤销权等法律途径，防止受骗，减少损失。
　　市场主体在签订合同前应对缔约对手进行选择与调查。调查对方的资信状况，主要包括：第一，对方的经济状况，如注册资本、实有资本、资产负债情况、经济效益情况、经营内容经营水平、生产能力和技术设备等；第二，对方的商业信誉情况，如产品质量、履约能力及以往的履约率等。对资信状况的调查，一般可通过下列途径进行：第一，通过银行调查，这是在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中常用的方法；第二，通过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或专业性咨询机构进行调查；第三，通过当地的律师事务所进行调查；第四，在国际贸易中，可通过驻外机构进行调查；第五，通过与其有贸易关系的第三方进行调查。
　　(二)作好市场主体有关信息的公开
　　现代企业信用的核心是资本信用，为保证交易安全，我国具有较系统的工商登记管理制度；公司法规定了法定最低注册资本金制度，规定了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规定了关联企业、关联交易的特定会计准则，其目的在于尽量公开与市场主体资信状况相关的信息，并通过广告法规定了广告应当具有的真实性，防止通过广告发布虚假信息。然而，现实中企业虚假出资、注册资金不实、发布虚假信息、中介服务机构出具虚假证明文件的情况屡有发生。企业多立帐户，纳税帐户与管理帐户、存款帐户与支付帐户之间不统一的情况严重，有关部门之间缺乏信息沟通，极大地阻碍了市场信息的公开。为交易安全计，上述领域应进一步整顿，使之规范化，如严格执行公司的成立条件，必要时可“揭开公司的面纱”，直接追究公司设立人的责任等。
　　(三)通过提高刑罚的确定性和及时性，加大法律制裁的威慑力
　　我国新刑法将合同诈骗从作为侵犯财产罪之一的诈骗罪中分离出来，单列罪名，归入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扰乱市场秩序罪中。新刑法第224条关于合同诈骗罪的规定，与旧刑法第151、152条相比，法定刑下限由“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变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上限为“无期徒刑”，没有变化；增加了“罚金”刑，反映了对经济犯罪加强财产处罚的现代刑罚趋势。
　　在刑罚严厉性既定的情况下，刑罚的确定性和及时性对于刑罚的威慑力至关重要。就合同诈骗而言，发现犯罪和确定犯罪分子并不难，难点在于犯罪分子大多潜逃而使刑罚难以及时实施，而当刑罚最终确定实施的时候，犯罪分子通常已将赃款藏匿或挥霍，致使受害人的损失无法弥补。正因为如此，刑罚的确定性和及时性对于合同诈骗犯罪的惩治和预防而言，意义尤为重大。
　　提高刑罚的确定性和及时性的关键在于司法队伍提高素质，提高工作效率，严格执法。否则受害人将由于追究犯罪旷日持久，费用高昂，而丧失对公力救济的信赖，不愿配合，而使追究打击犯罪更加困难。因此，公安、检察机关不断提高侦察破案的效率，提高调查取证的能力，审判机关及时作出判决，各地司法部门应克服地方保护主义，配合协作，解决执行难的问题，使罪犯尽可能快地受到刑罚的制裁。
　　(四)增进国际间司法交流与合作，惩治和预防跨国合同诈骗犯罪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对外贸易、海外投资等国际经济活动日益增加，跨国合同诈骗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与合作是有效防止和控制跨境、跨国犯罪的重要措施和手段。通过加强国际间的司法交流和合作，缔结双边、多边条约的形式，确立“或引渡或审判原则”，十分必要。该原则的基本含义是：对于国际公约、多边或双边条约所列的国际性犯罪行为，各缔约国如在其领土内发现被指控的犯罪，有义务予以惩治，要么将罪犯引渡到对其有管辖权且提出了引渡请求的国家，要么在不引渡的情况下，将罪犯提交本国主管当局起诉。积极开展跨国犯罪的研究，努力探索未来新形势下控制和打击跨国合同诈骗犯罪的有效对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
　　(五)推动社会改革，为合法经营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社会本体(具体讲就是社会的制度、经济、文化等结构)的建设和完善，是社会自我克服犯罪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6。较长一段时间以来，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腐败和吃拿卡要，及低工作效率，官僚主义作风，“不行贿办不成事”等问题，不但使合法经营得不到应有的保护，而且使其负担加重，合法经营的预期收益率大大下降，从而激发了一些人铤而走险进行经济犯罪活动。这是经济犯罪较为深刻的社会根源之一，是靠刑罚所无法根本克服的社会问题。必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在当前的政府机构改革过程中，要进一步转换政府职能，规范约束政府管理行为，政府机构各项收入透明化、公开化，加强廉政建设7。另外，由于公权力的介入所形成的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及行政垄断等都不利于企业的合法经营。总之，要通过改善投资的法制环境，使合法经营者有利可图。
　　(六)提高商业道德，重建市场信用
　　预防犯罪的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优良道德对预防犯罪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合同诈骗不仅是信用危机，也是道德危机。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良好道德传统的优秀民族，然而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历史大变革时期，各种思想观念，各种道德规范正在激烈地争斗和较量。我们既不能不切实际地鼓吹小农经济下“耻于言利”的道德准则，因为它已为历史所淘汰而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也不能提倡“人不为己天洙地灭”的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思想。新型的社会主义商业道德，其基本目标是促使市场主体现性地追求自身利益，其核心是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寻求义与利的平衡，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的协调，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协调。符合全社会每个人利益的诚实信用原则，其确立和深入人心，既需要法制的保护，也需要漫长的市场碰撞、磨擦、冲突、选择和积淀。坚持不懈地进行法制教育，进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进行精神文明建设，保障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正确引导社会文化变革，实现社会价值的重整，对于预防合同诈骗犯罪具有深远的意义。
　　
　　
　　注：
　　1这里的“成本”系经济学的成本概念，其内容大于会计成本概念，包含机会成本。
　　21985年单位被骗的占全部受害者37.16％，1987年占31.88％，1988年占31.22％，俞雷主编《中国现阶段犯罪问题研究(总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0页。
　　3《列宁全集》，第四卷，第356页。
　　4社区是指聚集在某一地域的社会成员或其群体所形成的相互交往与关联的社会共同体及其活动的领域，是构成社会整体的一个单元，也是相对于整个社会的一个小社会，社区具有人口、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式等项构成社会的基本要素。
　　5参见《迈向二十一世纪的犯罪预防与控制》，康树华主编，警官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444页。
　　6参见《犯罪学》，储槐植等著，法律出版社，1997年10月版。
　　7政府部门的预算外收入，隐性收入“小金库”，分别被称为第二财政、第三财政，其数额分别与财政、税收收入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