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药品管理条例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
湖北省药品管理条例
《湖北省药品管理条例》已由湖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09年9月24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9年12月1日起施行。
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9年9月24日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药品监督管理，保证药品质量，保障用药安全有效，维护公众身体健康和用药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药品监督管理应当遵循以人为本，科学监管，信息公开，便民惠民的原则，适应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的需求。
第三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药品的研究、生产、经营、使用和监督管理的单位或者个人，必须遵守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药品使用单位，是指依法登记成立并使用药品的医疗机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和从事疾病预防、康复保健、戒毒等活动的单位。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药品监督管理工作，明确监管责任，完善监管体系，加大公共投入，建立和完善药品监督管理协调制度和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对机制；乡镇人民政府按照要求做好本行政区域内的药品监督管理工作。
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主管全省药品监督管理工作，市、州、县（区）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药品监督管理工作。其他相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与药品有关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省、市、州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可以依法委托下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履行行政许可等有关药品监督管理职能。
药品检验机构依法承担药品审批和药品质量监督检查所需的药品检验工作。
第六条 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和使用单位必须对其生产、经营、使用的药品质量负责。
药学会、医学会、执业药师协会、广告协会、价格协会等组织应当加强行业自律，引导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和使用单位依法生产、经营、使用药品，推动行业诚信建设，宣传、普及药品知识，提供科学准确的药品信息和咨询等服务。
新闻媒体应当开展药品法律、法规以及药品标准和知识的公益宣传，拒绝刊播违法药品广告，并对药品违法行为进行舆论监督。
第七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举报在药品研究、生产、经营、使用和监督管理中的违法行为，对药品监督管理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及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完善信息公开、投诉、举报和奖励制度。
第二章药品研究与生产管理
第八条 鼓励药品研究机构和生产企业研究开发安全有效、价廉方便的药品。支持特殊用药、急救用药的生产。
鼓励和引导药品生产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医药产业优化升级。
第九条 药品研究应当符合国家《药物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的规定。
药品研究的原始记录和申请药品注册的资料应当真实、完整和规范。
申请新药临床试验、新药注册、已有国家标准的药品注册，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制备样品。
第十条 药品生产企业必须按照国家《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生产药品。
第十一条 中药饮片必须按照国家药品标准炮制；国家药品标准没有规定的，必须按照《湖北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炮制。
中药饮片必须按照药品标准进行质量检验，不符合国家药品标准或者不按照《湖北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炮制的，不得出厂。
第十二条 生产药品和配制制剂使用的原料、辅料必须符合药用要求，并按照标准检验，合格的方可投料。
第十三条 生产药品和配制制剂必须有真实、完整和规范的生产（配制）记录、检验记录；各种记录应当保存至药品有效期满后一年，但不得少于三年。
第十四条 除中药饮片的炮制外，药品生产企业必须按照国家药品标准规定的处方成分和处方量投料，并按照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生产工艺生产药品。
第十五条 药品生产企业（车间）在《药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限内连续停产六个月以上的，在恢复生产药品后3日内，应当报当地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并接受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抽样检验。
第三章药品流通管理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完善相关政策和措施，规范药品流通和药品采购，发展药品现代物流和连锁经营，促进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整合。
药品经营企业必须按照国家《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经营药品。
第十七条 药品生产、经营企业不得为他人以本企业的名义经营药品提供场所、设施设备、资质证明文件或者票据等便利条件。
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销售人员只能销售本企业生产、经营的药品，不得私自采购药品销售。
第十八条 药品生产企业经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核准，可以在本省行政区域内设置药品中转库。药品中转库应当符合国家《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有关要求。
药品生产企业不得利用药品中转库现货销售药品。
第十九条 药品经营企业在《药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限内连续停业六个月以上的，在恢复经营药品后3日内，应当报当地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并接受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条 药品零售企业必须按照国家药品分类管理规定的要求凭处方销售处方药，并将处方保存二年。
药品零售企业不得经营终止妊娠药品和国家禁止零售的其他药品。
药品零售企业经营非药品时，必须设非药品专售区域，将药品与非药品明显隔离销售，并设有明显的非药品标识。
第二十一条禁止以交易会、展示会、博览会、订货会、产品宣传会等方式现货销售药品。禁止通过互联网方式销售处方药；通过互联网方式销售非处方药的，应当遵守国家相关规定。
禁止非法收购药品。
第四章药品使用管理
第二十二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药品使用监督管理机制，制定药品使用质量管理规范。
药品使用单位应当建立健全药品质量管理制度，按照药品使用质量管理规范使用药品。
第二十三条 药品使用单位应当开展临床药学工作，规范药品使用行为，促进药品合理使用。
药品使用单位应当凭处方调配药品。处方应当由依法经过资格认定的药学技术人员审核和调配；对有配伍禁忌或者超剂量的不合理处方，药学技术人员应当拒绝调配。
第二十四条 药品使用单位不得以邮寄、试用、开放式柜台自选等方式销售或者变相销售药品。
药品使用单位内设临床科室及其工作人员不得私自购销药品。
第二十五条 医师开具处方应当遵循合理、安全、有效、经济的原则，使用药品通用名称、新活性化合物的专利药品名称和复方制剂药品名称。
公众有权就药品疗效、价格进行咨询，接诊的医疗机构及医师应当回答。
公众有权凭处方在药品零售企业购买药品，就诊单位不得以任何方式限制。
第二十六条 药品使用单位应当完善处方监督检查和审核制度，定期开展对医师开具处方合理性的自律性检查、考评，并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第二十七条 药品使用单位配制制剂应当取得《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和医疗机构制剂批准文号，并遵守国家的相关管理规定。
第五章药品广告和价格管理
第二十八条 加强药品广告的监督管理。
药品广告的内容必须真实、合法，不得含有虚假、夸大的内容。
广告发布者发布药品广告，必须查验药品广告批准文号，核实批准的广告内容，不得发布未取得批准文号或者与批准内容不一致的药品广告。
第二十九条 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个人在虚假广告中向公众推荐药品，使公众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依法承担连带责任。
第三十条 本省企业发布的药品广告须经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并取得药品广告批准文号；已经外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需在本省发布药品广告的，发布前应当报本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已批准或者备案的药品广告，应当在批准或者备案的同时公布其内容，方便公众和相关部门查询。
广告主在药品广告发布前，应当报广告发布地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的药品广告进行监测，对未取得批准文号或者与批准内容不一致等违法药品广告，应当向同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广告发布者的主管部门通报并提出处理建议；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广告发布者的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于5日内书面反馈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公告制度，分别对违法药品广告和所涉药品及时向社会发布警示公告。报刊、广播、电视、网站等媒体应当及时免费刊播警示公告。
广告发布者的主管部门应当对广告发布者进行监督管理，预防和制止违法药品广告的发布。
第三十二条 食品、保健品等非药品的广告不得有涉及药品的宣传。
医疗广告或者医疗保健咨询服务广告不得含有宣传药品和医疗机构制剂的内容。
第三十三条 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和使用单位应当遵守价格主管部门关于药品价格管理的规定，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提高药品价格。
药品生产企业和使用单位应当按照要求如实向价格主管部门提供其药品、配制制剂的生产经营成本、实际购销价格、购销数量等相关资料。
禁止虚列成本、价格欺诈、牟取暴利等损害用药者利益的行为。
第三十四条 药品零售企业和使用单位应当在显著位置以药品通用名称、新活性化合物的专利药品名称和复方制剂药品名称标明、公布药品零售价格，并提供查询服务。
第三十五条 价格主管部门核定药品价格，应当采取专家论证、评审、调查等方式了解情况，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在指定的媒体上以药品通用名称、新活性化合物的专利药品名称和复方制剂药品名称公布药品价格。
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和使用单位的药品价格进行监督检查，有效抑制虚高定价和违法加价，及时查处价格违法行为，并向社会公布查处结果。
第六章药品综合管理
第三十六条 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基本药物应当优先使用和保证生产、供应。
药品使用单位应当将基本药物作为首选药物并按照国家规定比例使用。
加强基本药物价格监管，基本药物应当实行公开招标采购，统一配送，减少流通环节，降低基本药物成本。
完善基本药物支付报销机制，将基本药物全部纳入医保报销目录，报销比例应当高于非基本药物。
第三十七条 完善和实施药品储备制度，保障重大灾情、疫情等突发事件的药品供应。
接受捐赠或者赈灾药品的，应当报当地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药品进行检查抽验。
捐赠和赈灾的药品实际有效期不得少于六个月。
第三十八条 药品生产企业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建立和完善药品召回制度。
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和使用单位发现假劣药品或者质量可疑药品，应当立即停止生产、销售和使用，及时报告当地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不得自行作退、换货处理。
第三十九条 非药品的包装、标签、说明书，不得有涉及药品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的治疗疾病的内容。
第四十条 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和使用单位应当从具有药品生产、经营资格的企业购进药品。购进药品必须审查供货企业的资质和质量保证体系，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并有真实完整的药品购（销）记录。
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确定的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和使用单位应当对药品购（销）记录实行电子化管理。
第四十一条 建立健全面向农村、社区的药品供应和药品监督网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确定专（兼）职药品监督管理人员，负责宣传法律法规、传递信息，协助药品监督管理。具体管理办法由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另行制定，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四十二条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根据本行政区域内药品质量的实际，依法对药品进行评价抽验和监督抽验。抽验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所需费用由财政列支。
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定期公告药品质量抽验的结果，并建立药品质量评估制度。
第四十三条 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工作，建立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网络。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设置或者确定的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药品不良反应报告的收集、核实、评价、反馈和上报工作，并对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和使用单位的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
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医疗卫生机构中与实施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制度有关的管理工作。
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和使用单位应当设置专门机构或者指定专（兼）职人员负责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工作。
第四十四条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指导、监督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和使用单位，对其购销人员及相关技术人员进行药品法律、法规和专业知识培训。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建立药品研究、生产、经营和使用单位违法行为记录制度，对违法行为的情况予以记录并及时向社会公布。
第七章法律责任
第四十五条 对本条例规定的违法行为，法律、行政法规有行政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擅自改变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生产工艺生产药品的，由县级以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产整顿，没收违法生产的药品和违法所得，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款、第三十八条第二款不按照规定备案或者报告的，由县级以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条第二款规定的，按照前款规定处罚。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数额不足2万元的，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依法吊销提供方的《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或者提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撤销药品批准证明文件。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第十八条第二款、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四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药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药品货值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违法药品货值金额不足5000元的，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九条 药品零售企业经营终止妊娠药品的，由县级以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销售的药品和违法所得，并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依法吊销《药品经营许可证》。
第五十条 药品使用单位未按照药品使用质量管理规范使用药品的，由县级以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有关部门依法吊销执业许可证。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严重欺骗和误导消费者的，由县级以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作出暂停该药品在本行政区域内销售的决定；不执行暂停销售决定的，由县级以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销售的药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销售药品货值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违法销售药品货值金额不足5000元的，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负有责任的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卫生行政部门依法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货值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货值金额不足5000元的，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三条第四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五条 新闻媒体发布违法药品广告，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并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法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六条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主管部门或者监察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其主要负责人应当引咎辞职：
（一）违法办理行政许可或者违法进行抽查检验的；
（二）不履行或者未严格履行监督检查职责，造成药品安全事故的；
（三）利用职权推荐药品或者在药品招标采购中牟取私利的；
（四）参与药品经营活动的；
（五）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行为。
第八章附则
第五十七条 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
中药饮片，是指中药材经净制、切制、炒制、煅制、蒸制等加工制成的直接用于中药调剂、制剂的药物。
现货销售，是指药品生产、经营企业或者其委派的销售人员，在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的地址以外的其他场所，携带药品现货向不特定对象现场销售药品的行为。
第五十八条 本条例自2009年12月1日起施行。
我国城乡贫困问题预测分析
（原载《中国社会保障》2005年9期）
文/柳 拯 郭洪泉 朱勋克
“十一五”时期，我国将处于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紧要发展阶段，是推进和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正确预测和分析“十一五”期间城乡贫困人口发展趋势，对于完善相关社会保障制度，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十一五”期间城市贫困人口趋势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城市贫困问题日益突出。在各种贫困线计算方法中，以家庭为计算单位的最低生活保障线被普遍接受，国家据此建立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十五”期间，城市低保对象稳定在2200万人左右，基本实现“有进有出”的动态管理。在城市低保对象中，三无人员、下岗失业人员及其家属是城市低收入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最低生活保障线的确定考虑了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投入情况，低保对象的范围与当地城市贫困人口总数不完全一致，二者略有差别，但前者较为直观、全面地反映了城市的贫困状况。
我国城市贫困的原因较为复杂，既包括个人因素，也包括社会因素。前者如疾病、伤残、劳动能力、劳动偏好、就业机会等，后者如失业、劳动力市场壁垒、社会再分配制度等。我国现阶段城市贫困人群中，绝大部分因社会因素致贫。由于我国尚未建立起成熟和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及其相关的利益调节和分配制度，影响城市居民收入的结构性、制度性因素仍然存在，“十一五”期间，我国的城市贫困问题仍然较为突出。
第一，失业问题将继续存在。失业是市场竞争和经济转轨的产物，也是贫困最主要的原因。相对稳定的职业和收入为城市低收入人群提供了现实的经济收入，保证了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反之，将陷入贫困。根据调查，下岗、失业是城市贫困的最主要原因。考察失业问题的主要指标是失业率。多项研究结果表明，当前我国城镇失业率应在7%左右（如莫荣在2002年通过对50余名国内学者和官员两轮调查得出的失业率为7.07%），已经接近国际公认的失业警戒线；“十一五”期间城镇就业形势依然十分严峻，结构性失业难有大的改观，失业率必将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上。
第二，劳动力市场壁垒仍坚而不破。由于改革不到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存在许多制度壁垒，并在短期内难以消弭。经济资源的垄断、就业机会的歧视、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使不同行业、企业，不同就业方式下的同等劳动能力所获得的劳动报酬不一样，导致一部分人收入低下；同时，使不具竞争力的低收入劳动者的岗位“固定化”，他们难以通过改换职业而改变收入状况。失业人员再就业大多只能选择小商小贩、临时工等非技术性职业，收入较低，且收入增长率有越来越低的趋势。因此，对相当一部分劳动者来说，即使努力工作也难以改变低收入状况，他们中的一些人将成为城市贫困人群。
第三，再分配制度短时期内难以完善。我国的再分配制度由于制度设计缺陷、配套措施不到位等因素，预计在今后几年之内，难以完全发挥收入调节的功能。一方面，经济改革使城市低收入职工的福利性、物质性收入降低甚至取消，而原来由单位负担的大宗消费，如医疗、住房、养老等的支付责任转移到职工个人，使低收入者的消费负担超出其支付能力。另一方面，作为再分配制度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保障覆盖面窄、保障水平有待提高，城市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医疗、教育等基本需要难以得到有效保证。
第四，城市“新穷人”持续涌现。“十一五”期间，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保持增长势头。2006—2010年，平均每年新增劳动力966万，如按照70%的劳动参与率计算，平均每年新增劳动力供给676万，将有200多万人难以就业，形成城市“新穷人”。此外，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耕地被征用。据统计，全国现有完全失去土地，或失去大部分土地，所拥有土地不足以维持生活的被征地农民5000万人。由于征地安置补偿不到位，许多失地农民变成城市“新穷人”。随着城市化的加快、劳动力市场供给的有限性及相关改革的配套制度滞后，城市“新穷人”将维持一定规模。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以动态管理下的低保对象为参照，预计“十一五”期间，我国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城镇贫困人口数量将保持在2200万至2500万人之间，占城镇非农业人口的5%左右。这部分人员应全部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并成为医疗、教育、住房救助的重点对象。
“十一五”期间农村贫困人口趋势分析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农村地区存在大面积的贫困人口。目前对农村贫困人口的界定，多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群（相对贫困人口）为主。事实上，除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绝对贫困人口外，农村贫困人口还包括已获救助的特殊困难人群：一是已经享受生活救济而收入高于绝对贫困线，但必须继续救济，否则将陷入贫困的特殊困难人口。如许多地方的五保供养标准达1000多元，远高于绝对贫困线，但五保对象无收入来源，必须对其进行救济。二是部分经济发达地区收入高于绝对贫困线、享受社会救助的农村低收入人口。如北京、上海市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为零，而2004年底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分别为7.5万和9.1万人。
农村贫困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除贫困农民居住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自身发展能力外，下列因素将影响我国“十一五”期间的农村贫困人口数量。
第一，惠农政策的有限性。尽管国家采取了一些有效战略措施，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但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偏远山区或老病残等困难群体的脱贫致富问题。同时，由于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的基础不稳固，农民脱贫的难度明显加大。根据黄季昆等人的研究，中国的大多数农产品价格已经超过国际市场的平均价格，而多数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也高于发达国家。农民依靠农产品价格回升带来收入增长和脱贫，当属不易。
第二，开发式扶贫的局限。国家针对贫困农民开展了大规模的、持续的扶贫运动，其思路经历了从“救济式”到“开发式”，从“输血”到“造血”的历史嬗变，逐渐探索出了“开发式扶贫”的新模式，但其效果不够明显。一是扶贫项目效益不高，一些地方对乱铺摊子、管理不当，只重脱贫的数量和速度，对贫困农民创收能力关注不足，效益不佳。二是扶贫贷款到村、到户、到项目难，一些地方出现了“贷富不贷贫”的现象。三是资金投向不均。开发式扶贫包括项目投资，修建基础设施，发展教育和卫生事业，改善生态环境等内容。但许多地方将实施重点集中在帮助农民和农村企业投资生产性项目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上，而对教育等关涉贫困农民自身发展能力的投资相对薄弱。事实上，近几年，扶贫资金每年都在300亿元以上，如果直接发放给2000万贫困人口，平均每人每年可获得1000多元，远高于绝对贫困线。
第三，农村社会救助对象稳中有增。农村税费改革前，“三提五统”承担了五保供养、农村低保等大量救助费用，救助对象一度达到2500多万人。农村税费改革后，救助经费来源渠道主要是财政投入，救助对象大幅缩减，一些贫困农民得不到相应的救助，生活较为困难。最近两年来，农村社会救助的投入和救助水平呈恢复性增长。2004年，已经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或特困户定期定量生活救济，因享受救济而脱离绝对贫困状态的有1730万人，2005年上半年为1786万人，增长3.3%。
综上所述，“十一五”期间，我国的农村贫困人口约为4000—4200万人，其中需要救助的绝对贫困人口约2000—2400万人（按照2000—2004年年均减少5%计算，2010年应为1920万人），已纳入常年救助范围（标准高于绝对贫困线）、需要继续救助的困难群众1850—2100万人（按照2004—2005年上半年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或特困户定期定量生活救济的人数增长3.3%计算）。
“十一五”期间特殊贫困人群趋势分析
城乡贫困残疾人口数量测算。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对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统计数据分析，目前我国有各类残疾人约6000万人，而且这一数量具有相对稳定性，其中贫困残疾人1372万，占全国6000万残疾人的五分之一多。目前，享受政府救助的残疾人为549.9万，尚有822.1万人没有得到社会救助。
生活困难的艾滋病患者、患者家属和患者遗孤数量预测。据卫生部统计，到2003年底，我国有艾滋病感染者84万人，到2010年，全国感染艾滋病病毒人数将达到1000万或更多。如按照艾滋病病毒平均潜伏期为8年计算，到2010年，我国艾滋病病人将达100万人或更多。有关专家测算，在艾滋病低流行的情况下，到2010年，我国将产生13.8万艾滋病孤儿；在中度流行情况下，将产生20万艾滋病孤儿；在高度流行情况下，将产生26万艾滋病孤儿。同样，艾滋病患者遗留下来的孤老也将达到10－20万人。由于治疗费用比较高，艾滋病感染者患病后往往造成家庭生活困难，而患者遗留下来的孤儿和孤老更是无所依靠，需要政府救助。
通过上述分析， “十一五”期间，我国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城镇贫困人口为2200－2500万人；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约4000－4200万人。城乡贫困人口合计为6200—6700万人左右，其中包括1372万贫困残疾人和270万生活困难的艾滋病患者、患者家属和遗孤。
2010年我国将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从“十五”期间我国经济与社会的统筹发展来看，社会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在“十一五”期间也将持续存在——消减收入差距，涉及到相关政策和制度的建立与完善，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取得明显效果。而我国在
基尼系数的变化、国居民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变化方面都处于相当危险的临界点。而贫富差距拉大必然会影响国内消费需求，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影响社会生产效率提高和资源有效配置，同时对对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一定影响。同时，贫富分化助长了社会上的无责任化倾向和信任危机，使人们的道德面貌发生了令人忧虑的变化，人际关系趋于功利化、冷漠化。据统计，2004年民政部信访总量持续攀升，群众上访数量居高不下，集体上访大幅增加。全年共办理来信11874件次，解答电话访10000余次，办理网上信访2500余次，接待来访10189人次。综合分析，全部信访案件中，超过一半的案件涉及到城乡各类特殊困难群众的生活安排。
国际上为解决贫富差距加大的经验做法
从国际上来看，人均GDP从1000美元增加到3000美元这个发展阶段对于任何国家来说都是非常重要、关键的时期。这个阶段可能有两个前途：如果制度完备、措施到位，社会能够保持稳定，国家可实现更加快速的跨越式发展；反之，如果各方面矛盾处理不好，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稳定等将使国家建设功亏一篑，发展停滞甚至倒退。为解决这一时期的贫富差距问题，各国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做法和经验有：
重视利用税收杠杆，建立公共财政，加大社会保障支出以缩小国民收入差距
在税收政策上，大部分国家都实行个人收入调节税，对高收入者课以较高税负，并征收较高税率的社会保障税，广泛筹集社会保障资金。同时，部分国家征收遗产税，鼓励公民将个人财产捐赠于社会公益事业，以调节收入不均。在财政政策上，大多数国家都实行公共财政政策，将国家财政支出侧重于维护社会公平，除一部分用以支撑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和进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外，重点投入义务教育、卫生保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公共领域。通过财政对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
表：世界各国社会保障支出情况
国家或地区 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社会保障税占中央政府经常性收入比重(%)
1980-1985年 1994-2000年 1990年 1999年
伊朗 2.6 3.9 8 8
新加坡 0.4 0.7
加拿大 8.2 9.2 16 20
美国 6.8 5.4 35 32
巴西 5.9 12.7 31 34
德国 13.1 16.9 53 48
罗马尼亚 6.9 10.6 23 34
俄罗斯 7.5 32
西班牙 12.8 13.0 38 39
在社会保险制度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南非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将救助事业放在了突出位置。
世界银行研究表明，由于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广大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社会保险事业比较薄弱。在这一情况下，发展中国家普遍对社会救助工作比较重视，社会救助资金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较大。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成立多民族民主政府后，注重发展社会事业，在社会保险制度尚未全面建立的情况下，南非政府把社会救助事业作为优先发展的重点，建立并实施了老年人救助、残疾人救助、老兵救助、儿童救助、社会贫困救助等救助制度，取得了良好成效。统计资料显示，近年来，南非政府不断提高救助标准，扩大救助范围，社会救助资金预算资金投入逐年增加。2000/01年度，南非社会救助支出（包括救助资金和社会救助工作所需支出）约占GDP的2%；2004/05年度占GDP的3%；2005/06年度的支出预计可达到GDP的3.4%，占政府总支出的13.5%。
对比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做法，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再分配功能亟待全面整合提升。以社会救助为例，2001－2004年，我国社会救助资金占GDP的比例不足0.2%，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不到1%，属于世界上社会救助资金投入比例最低的国家之一。
因此，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体系的过程中，全面评估并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不断修正相关社会保障制度，扩大保障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是现代化建设刻不容缓的要务之一，是缓解贫富分化的首选良方。其中，在“十一五”期间或未来十年到十五年内，全面建立和实施以扶贫济困为目的，保障城乡低收入人群基本的生活、医疗、教育等的基本需求，具有前瞻性、规范而缜密的社会救助制度尤为紧迫和必要——毕竟，让城乡低收入人群平等、充分地参与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就是尊重和保障他们的最重要的人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