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蒋传光
“法治文化”是近年来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个概念。相比较法律文化的研究而言，对法治文化的相关理论研究显得较为薄弱。法治文化概念提出以后，其内涵是什么，它与被普遍认同和接受的法律文化有何联系和区别等，这都是必须回答的问题。
法治文化的概念
对法治文化，目前有各种解读。具有共识性的观点认为，法治文化应该包括法律制度结构和法律观念结构，以及自觉执法、守法、用法等行为方式，是包含民主、人权、平等、自由、正义、公平等价值在内的人类优秀法律文化类型。
笔者认为，法治文化是以追求民主、自由和权利保障为目标，在一定的治国理念和与此相适应的制度模式确立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社会文化形态和社会生活方式。具体而言，法治文化就是在建立法治社会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和社会生活方式，其核心是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模式的确立，以及在此理念支配下相应制度和组织机构的建立与运行。目前在法治理论研究中，一切对法治内涵的揭示，对法治社会表征和遵循原则的描述与总结，法治运行机制的建构和实践活动，诸如法治的价值目标追求、法治的理念和精神、法治的制度设计和运行模式、法治的实现状态等，都属于法治文化的内容。
法治文化与法律文化的关系
法治文化是一种先进的法律文化。从法律文化和法治文化的概念及结构比较来看，两者都包括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两个部分，并无实质性的差异。在逻辑关系上，法治文化应归属于法律文化的范围之内，法律文化的外延大于法治文化的外延，法治文化是法律文化发展的一种形态、一个阶段，是一种与人治文化相对立的先进法律文化。法律文化除了正面的法治文化以外，还包括非法治文化。
法治文化与法律文化的区别与联系。首先法治文化与法律文化的联系具有历史属性。两者都是人类社会本身生成或演进的产物。正是在一国法律（法治）实践的时间流变中才形成相应的法律文化和法治文化。但是由于受法律（法治）实践的条件所限，法律文化更可能强调传统性，而法治文化更凸显现代性。但是由于现代和传统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因此这种区分仅仅具有学理上的价值。
其次法治文化与法律文化的联系具有实践关联性。法律文化与法治文化都具有浓厚的实践关联性，即作为文化的法律或法治都是人们法律实践积累而成的。没有人们具体的法律实践，不可能形成所谓法律文化或法治文化。正是在具体的法律实践中，作为文化的法律或作为文化的法治才可能成为一种存在，而成为一种治国理政和纠纷解决的经验及智慧。
另外，法治文化与法律文化的联系具有实践可转化性。无论是法律文化的倡导者还是法治文化的信奉者，二者都关注制度层面背后人们的生活模式对法律的影响。只不过在研究层面上，法律文化研究者更关注规则背后的因素对于规则适用的有效性和实效性的制约，寻求通过破解传统或通过传统来实现法律现代化的路径。而法治文化的研究者更多地关注人类一些普适性的要素，如民主、自由、人权等。但从实践考察，由于法治文化的普适性存在一定的限度，在法治文化建设过程中需重视“本土资源”或“民族精神”，而法律文化则能提供相应的资源。同时，法律文化可以转化为法治文化，特别是法律文化中的一些合理的、适合法治现代化的因素，则更能促进这种转化。
法治文化与法律文化的区别。首先，两者的区别在于研究背景的不同。法律文化更主要的是回应和解释，法律作为一套规范体系与法律规范背后的习惯、传统和长期养成的社会心理等因素之间存在悖论和冲突。特别是当这种悖论和冲突影响具体司法案例判断或具体立法的议案内容的时候，则更为凸显法律文化研究的重要性。法治文化是人们对既有的法治建设的一种反思和重新思考的产物，更多地回应了人们对于谋求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人权等的诉求，特别是在精神和理念层面要求人们去信任法律、信仰法律。
其次，两者的价值判断不同。一般认为，从形式意义上，法律文化与法治文化没有太大的实质性差别，两者的实质性差别体现在内容上，即法律文化为中性概念，而法治文化为价值概念。从内容上比较，法律文化中既有正面的价值判断，也有负面的价值判断；而法治文化则是正向价值判断的文化类型。但对法治文化和法律文化的比较仅限于此还不够，还可以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比较。
我们在肯定法治文化的正价值取向的同时，要对法治的理念和法治的实践加以区分。我们要看到法治文化作为价值目标追求，是衡量法治实践的标准。但在具体的法治实践中，可能会出现许多对法治文化认知的不利因素。换言之，法治文化在实践中展现给人们的并不都是美好的一面。
法治的手段本身具有局限性。法律以其特有的规范作用和社会作用对社会生活发生着深刻的影响。但我们看到作为法治手段的法律在作用于社会生活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根据庞德的观点，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有些限制产生于对适用法律的事实，在其确定中包含着的各种困难。确定事实是一个充满着可能出现许多错误的困难过程，错误认定曾导致过许多错判。第二，有些限制产生于许多义务难以捉摸，它们在道德上很重要，但不能在法律上予以执行。第三，有些限制产生于许多严重侵犯重大利益的行为，其所使用的方式微妙离奇，而法律手段对这些利益的保障却无能为力。第四，有些限制产生于对人类行为的许多方面、许多重要的关系以及某些严重的不良行为不能适用规则和补救等法律手段。换言之，法律惩罚的范围是有限的。第五，有些限制产生于为了推动和实施法律，必须求助于个人的必要性。因为法律不会自己实施，一定要有人来执行法律，人的素质对法律的实施会有一定的影响。因此，法律在社会控制中担当主要功能时，还需要其他手段的配合。
法治文化可以分为理念上的法治文化和制度层面的法治文化，从理念上看，法治文化包含了人们对于法治国家建设实现的一系列理想和正当性的价值追求。但是理念上法治文化的实现必须通过具体的制度性的法治文化来达成。至于能否说所有的制度性的法治文化都具有正面价值的判断，这就需要具体的法治实践的检验，同时受制于落实法治制度的具体社会条件等一系列因素。
在法治实践中，每个法治价值要素的实现并不都是均衡的。在法治价值目标中有各种构成要素，每个价值要素对法治社会的构建都是重要的和必需的。但在法治实践中，并不能保证每个法治价值要素的实现都是均衡的。可能的情况是，在追求法治价值目标的过程中，会导致法治价值目标各要素之间的失衡，即在追求一个价值目标时，可能会影响或者损害另一个价值目标，从而导致人们对法治的信赖缺失，比如在司法理念中，强调程序正义优先，在实践中，实现程序正义的同时，有可能牺牲实质正义。这从法治的理念上可以得到解释并被视为正当，但在实践中往往很难得到当事人及普通公众的认同，难以达到主流话语中的社会效果，从而损害法治的权威。
法治文化的特点
与在价值判断上具有中性意义的法律文化相比，作为正价值取向的法治文化有以下特点。
制度层面上应是良法善治。法治社会应是良法之治，是现代法治的基本理念。所谓良法，即所制定的法律要遵循正义、道德、公平、正当程序、个人权利和尊严的理念，并且在现实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中加以贯彻。具体地说，符合良法标准的法律，必须建立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础之上。法律必须尊重和保护公民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各种民主权利、政治自由和经济社会的文化权利。法律不仅要满足人们的利益需求，也要满足人们的正义需求，不仅要满足人们的效率需求，也要满足人们的公平需求，不仅要满足人们的秩序需求，也要满足人们的自由需求，避免法律存在偏重秩序和国家利益追求，无形剥夺人们对自由的追求，出现公平沦落的现象。
政体的组织机构应是一种有效的权力制约模式。法治社会的构建不仅要确立法治的精神和理念，要有反映社会发展规律和时代潮流、代表人民意志和利益的完备的法律体系，还要有与法治要求相适应的政体组织机构，对公共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在法治视阈下，不论采取何种政体模式，对各种公共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和制约的法治理念是不能违背的。
社会治理遵循理性规则之治。法律是理性的体现，理性能使人们更公正、更平和。作为一种理性规则，法律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抑制私力救济，把各种社会冲突和纠纷的解决纳入秩序化和程序化的轨道上。现代社会的多元利益冲突、互动与整合，孕育了自生自发的理性秩序规则。这种理性秩序规则功能和作用的发挥，其中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是仰赖于公民的规则意识。因为不同的利益主体在市场经济竞争与合作中，既要竭力主张其自身利益和自由平等权利，同时又必须作出必要的妥协、让步与合作，而这种妥协、让步与合作的基础就是理性规则。
公民的人权和各种法定权利能得到有效保障。保障人权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尊重人的主体性和个体性，以人的权利为出发点和归宿，是当代法治理念的精髓。在法治建设过程中，保障公民的人权和各种法定权利，就是要使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能够得到认真实现，坚持以人为本，真正做到以公民利益为重，尊重公民主体地位，依法保障公民的各项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通过科学合理的纠纷解决机制和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保证民众的意见得到充分表达，合理诉求和合法利益得到充分体现，使民众切实感受到权益受到保障而具有幸福感，从而自觉接受规则的约束和秩序的维护。
社会各类主体具有自觉的规则意识和契约意识。确立法治意识和理念，最重要的是要确立公民规则意识。公民规则意识就是公民在对法律信仰、认同的基础上，积极主动、自觉地遵守和服从法律规则。作为公民意识内涵的一个核心层面，公民规则意识的培养应着重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权利意识。权利意识包括积极的权利主张与合法权利的保护两个方面。二是权利行使的正当性意识，或正当程序意识。这种正当性的要求，就是公民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时要讲程序，遵循一定的规则，不能滥用权利。三是权利的节制意识。对权利的节制，就是要合理限制某些权利，使之符合所处时代、所处社会的道德、法律、经济发展状况、文化等多种价值取向。当然，人们的权利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四是自觉守法意识。守法意识，即尊重法律、遵守法律、严格依法办事的意识。五是社会公德意识。
法治思维成为社会治理的主要思维模式。法治思维是一种整体性的思维，是一种国家治理的理念、视角和思路。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它不仅是社会治理中的价值追求，更主要的是一种治国方法、手段的选择，在社会治理的各种手段中，更侧重于法律规则和法律手段的运用，强调依法办事。法治的实现，不仅仅是建立一套完备的法律体系，更重要的是把法治变为一种普遍的行为模式。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存在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思维模式，即法治思维。具体而言，化解各种社会矛盾，把法治思维模式作为创新社会管理的基本思维模式，就是要注重法律方法和手段的运用，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完善各种具体法律制度，确立公民和各级政府机关的规则意识和契约意识，引导公民对待各种涉及自身利益的纠纷，寻求理性的解决手段。
法治的模式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从文化考察的视角来看，在世界范围内，法治的模式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多样的。中外的法治实践也已证明，不从本国的实际出发，试图复制或完全照搬别国的法治模式是不可能成功的。法治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已被证明的最佳治国方法，并为人们所推崇。但不同的国家，由于其法律文化传统、国情不同，其模式也不应是单一的。事实也是如此。以法律文化传统来划分，目前世界上就有民法法系、普通法法系、伊斯兰法系和混合法系等不同模式。在同一法系内部，各国又有很大差异。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自治条例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自治条例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1987年11月20日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1988年1月21日云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批准）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
第三章 自治州的中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四章 自治州的经济建设
第五章 自治州的财政管理
第六章 自治州的文化建设
第七章 自治州边沿贫困山区的建设
第八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本条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结合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制定。
第二条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自治州）地处祖国西南边疆，是云南省东南部壮族苗族实行区域自治的地方。自治州内还居住着汉族、彝族、瑶族、回族、傣族、白族、蒙古族、仡佬族等民族。
自治州辖文山县、砚山县、邱北县、西畴县、麻栗坡县、马关县、广南县、富宁县。
第三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和自治州人民政府。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行使下设区、县的市的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行使自治权。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驻文山县城。
第四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维护国家的统一，保证宪法和法律在自治州的遵守和执行，要把国家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积极完成上级国家机关交给的各项任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从实际出发，自主地制定经济、文化建设的方针、政策和计划；自主地安排和管理自治州的经济、文化事业。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可以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深化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加速自治州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自治州实际情况的，自治机关可以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
第五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带领和团结全州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逐步把自治州建设成民族团结、社会安定、边疆巩固、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人民富裕的自治地方。
第六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加强具有民族特点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对各族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教育、民族政策的教育。继承和发扬各民族人民爱祖国、爱民族、勤劳勇敢、团结友爱、勇于革命的优良传统，自
觉地改革妨害各民族兴旺和人民致富的陈规陋习。反对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和其它的腐朽思想，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不断提高各族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要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
第七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加强民兵建设，加强边境管理，维护社会治安。
要加强法制教育，依法打击一切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敌对分子，打击走私、贩毒活动，依法惩处经济罪犯和其他刑事罪犯。
依法禁止和取缔吸毒、赌博、传播淫秽录像、书刊图片等违法行为。
第八条 自治州的各民族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维护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各民族的干部和群众要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学习、和睦相处、亲密合作。要发扬人口较多的民族照顾人口较少的民族，先进的民族帮助后进的民族的优良传统。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
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保障州内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各民族之间有通婚的自由。在处理涉及各民族特殊问题的时候，必须与他们的代表充分协商，尊重他们的意见。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州内民族乡和散居民族的特点，培养和任用他们的干部，帮助他们发展经济文化事业，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鼓励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学习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对懂得两种以上民族语言文字的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九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要加强团结，共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多作贡献。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第十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保护州内归侨、侨眷和台湾、香港、澳门同胞及其家属的合法权益。
第十一条 自治州内的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各政党组织、各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各民族公民都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二章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
第十二条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是自治州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按照法律规定选举产生。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是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中壮族、苗族成员所占比例可以略高于其人口比例，并应当有壮族、苗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中应适当配备壮族、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公民。
第十三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是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自治州地方国家行政机关，对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和云南省人民政府负责并报告工作。在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州人民政府由州长、副州长和秘书长、局长、委员会主任等组成。在政府组成人员中，壮族、苗族成员所占的比例可以略高于其人口比例。州长由壮族或者苗族的公民担任。
自治州人民政府所属工作部门的正职或者副职领导成员中至少配备一名少数民族干部，其他工作人员中应逐步做到少数民族干部与其人口比例相适应。
第十四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采取各种措施大量培养各民族的干部、各种科学技术及经营管理等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并要特别注意在少数民族和妇女中培养各级干部和各种专业技术人才。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认真办好民族干部学校、职业技术学校和各种培训班，并且有计划地选送干部、职工外出学习和进修，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理论、科学技术水平和业务能力。
第十五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需要和精简的原则，经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后，确定和调整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机构设置和编制员额。
自治州内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在招收人员的时候，应优先招收壮族、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员。在省人民政府下达的招收人员总额中，州人民政府可以确定从农村招收的比例，并认真做好城镇的劳动就业工作。
自治州内隶属于上级国家机关的企业、事业单位在招收人员时，应当主要在本地招收，并且优先招收少数民族人员。
自治州人民政府自主地安排补充自治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编制内的自然减员缺额。各县编制内的自然减员缺额，由县自行安排补充。
第十六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尊重人才、尊重知识，积极培养使用现有各类专业人员，并采取优惠政策，鼓励外地干部和专业人员参加自治州的经济、文化建设，对振兴自治州各项事业有显著成绩或者有发明创造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对在自治州工作的知识分子，各种待遇优于内地同类人员。
第十七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对在州内工作的职工，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工资福利、劳动保护等待遇，可以比内地一般地区从优。对长期在自治州工作的职工，给予应有的政治荣誉和物质奖励。
第十八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实行民主监督管理干部的制度。对依法任命的干部要进行政绩考察。被任命的干部要定期或者不定期地向任命机关述职。
自治州的一切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必须奉公守法，忠诚积极，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各族人民服务，反对官僚主义、弄虚作假、以权谋私。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加强基层政权和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建设，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根据需要，同时或分别使用通用的汉文、壮文和苗文。
第三章 自治州的中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十九条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组织、职能和工作，依照法律的有关规定执行。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中，应当有壮族、苗族的公民。
第二十条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使用通用的汉语言文字检察和审理案件，保障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对于不通晓汉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法律文书根据需要，同时或分别使用通用的汉文、壮文和苗文。
第四章 自治州的经济建设
第二十一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社会生产力。要充分发挥经济作物、经济林木和畜禽、矿产资源丰富的优势，从喀斯特地区较多的特点出发，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实行以农业为基础，积极发展林业、畜牧业、矿业和乡镇企业，农工商运都要注重效益、提高质
量、协调发展，稳定增长的方针，大力发展商品经济。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对不同地区实行分类指导，因地制宜地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促进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使各族人民尽快富裕起来。
第二十二条 自治州的农业要十分重视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逐步建立和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和各种加工业的商品产生基地和乡镇企业，并且把它们同支持和促进粮食生产结合起来，保持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在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要巩固和完善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励兼业经营，建立社会化的服务体系。在有条件的地方，要在坚持自愿互利的基础上，鼓励和提倡多种形式的合作和联合。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要增加农业生产投资，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交通能源条件，推广适用的农业科学技术，扩大复种指数，不断提高各种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自治州的自治机关要重视发展蔬菜、水果生产，积极发展热区作物。
第二十三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内外市场需要，有计划地发展中药材生产，特别是“三七”生产。建立健全“三七”科研、信息、经营管理机构，多途径地开发“三七”系列产品。
第二十四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依法执行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的方针。全面规划，加强管理，保护、开发土地资源，禁止乱占耕地和滥用土地。
农村的承包地、自留地、宅基地属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抵押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承包地、自留地非经国家规定的审批机关批准，不得改作其他非农业生产用地，对放弃经营造成荒芜的土地，应收取荒芜费，必要时可收回调整。
个人和集体承包的山林、草山、荒地、水面的经营权和经营成果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侵占、哄抢、破坏。
第二十五条 自治州的林业，实行以营林为基础，普遍护林，大力造林，采育结合，永续利用的方针。采取特殊措施和优惠办法，多渠道增加林业投资，提高森林覆盖率，发挥林业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自治州大力发展以杉木、松树为主的用材林，以八角，茶叶为主的经济林，保护和建设水源涵养林，重视石山造林。加强对林木种植、采伐、加工、运销的指导和服务。在统一规划指导下，鼓励和帮助乡（镇）、村、户举办集体、个体林场，联片造林。
农村居民在自留山、自留地、房前屋后和指定地点种植的林木，归个人所有，产品自主处理，允许继承和转让。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坚持采伐量低于生产量的原则，严格控制森林年采伐量。坚持限额、凭证采伐和凭证流通，采伐单位和个人要在采伐后一年内负责完成更新造林任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创造条件节煤省柴、以电代柴，逐步减少林木的消耗量。
对不宜耕种的陡坡地，要有计划地退耕还林还牧。对植被遭到破坏的山箐沟壑，以小流域为单元，进行全面规划，综合治理，加强水土保持。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要依法治林，保护国家、集体、个体发展林业的合法权益。加强对自然保护区、风景林、防护林、水源涵养林、行道树的维护管理。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野生的动物、植物资源。按照国家规定，严格保护珍贵、稀有的动物和植物。严防山林火灾，切实搞好封山育林
、严禁乱砍滥伐和毁林开荒。
第二十六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扶持发展以个体经营为主的畜牧业。要改变野牧方式，实行科学养畜。要加速生猪、高峰牛、菜牛、奶牛和家禽商品生产基地的建设。
自治州人民政府要建立健全畜种改良、疫病防治、草场建设、饲料加工和畜产品加工、储藏、运销、信贷、保险等系列化服务，提高畜产品商品率。
第二十七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要充分利用水面资源，积极发展水库、坝塘、稻田养鱼。做好捕捞、加工工作。严禁炸鱼、毒鱼等一切破坏水产资源的行为。
第二十八条 自治州的基本建设，除国家安排的项目外，根据自治州的财力、物力和其他具体条件自主地安排生产性和开发性基本建设项目和技术改造项目。
第二十九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依法管理、保护和开发本地方的矿产资源和其他自然资源。
自治州及所属县对可以由本地方开发的矿产资源和其他自然资源，优先合理开发利用，并且可以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优惠政策，采取多种形式，引进资金、技术和设备与州内外、省内外、国内外合作开发利用。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支持中央和省属企、事业单位在自治州兴办企业、事业和开发资源，并依法监督他们照顾自治州的利益，照顾当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
第三十条 自治州的工业生产要大力发展锡、锑、锰等冶金工业，同时发展建筑、建材、食品和林畜土特产品等加工工业。加强出口创汇产品基地的建设。
自治州的能源建设实行以水电为主，多能互补的方针。积极支持县、乡、村有计划地发展小水电，逐步形成自治州的地方电网。
自治州在国家的扶持帮助下，实行民办公助、民工建勤的方针，加速县、乡、村公路和驿道建设，发展民间运输，促进商品流通。
自治州积极发展邮电事业，加速城乡和边沿山区邮电通讯网的建设。
第三十一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对乡镇企业实行积极扶持、合理规划、正确指导、加强管理的方针。大力发展以户办、联户办为主的多层次的乡镇企业，并分别情况，从资金、信贷、税收和物资等方面给予照顾，从信息、流通、技术上提供服务。
乡镇企业要立足于当地资源，着眼于群众致富，根据市场需要积极发展农副产品加工、小型采矿、选矿、冶炼、建筑、建材、交通运输、日用消费品、民族传统工艺品以及各种服务业。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鼓励集体和个人在国家统一规划指导下，依法采矿，并加强对矿产品的管理。
第三十二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对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实行全面规划和统一管理。
要加强城镇基础设施的建设。逐步将县城建设成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并且有计划地加强集镇建设，不仅为城镇本身服务，也为周围的农村服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重视改善职工、居民和农村的住房条件，并在公共设施、建筑设计、施工技术、建材生产等方面给予帮助和指导。
对农村房屋的建设要合理规划，实行就地改造为主的方针，应当使用原有的宅基地、空闲地，严格控制占用耕地。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凡污染环境，危害人民健康的设施，都要作出规划，限期治理。
第三十三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要深化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体制改革。实行开放式的、多种经济成份和多种经营方式的、多渠道少环节的商品流通体制。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要积极参与市场调节，发挥主渠道和平衡供求的作用，为发展商品经济服务，为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服务
。
自治州的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和医药企业享受国家民族贸易政策的照顾。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自主地安排利用完成国家计划收购、上调任务以外的工农业产品和其他土特产品。
第三十四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依照国家规定，积极开展对外经济贸易活动。经国务院批准，可以开辟对外贸易口岸；可以与有关口岸联营。享受国家在外汇留成和出口奖励政策的优待。自治州外贸部门经营的出口产品的外汇留成和国家下拨的各种地方外汇，由州人民政府按国务院有
关规定安排使用。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按照国家规定开展边民互市，发展边境贸易。
第五章 自治州的财政管理
第三十五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按照国家财政体制，管理本地方的财政。在执行财政预算过程中，自主地安排和调整财政预算收支，安排使用收入的超收和支出的结余资金。财政收入和支出的项目，享受国务院对民族自治地方的优待。
上级国家机关下拨的各项民族专用资金和临时性的民族补助款，要专款专用，充分发挥效益，任何部门不得扣减、截留和挪用。也不得抵减正常的经费。
用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建设事业的财政拨款，应安排适当的比例。教育经费的增长比例应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的比例，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
民族机动金应主要用于发展少数民族的教育事业。
自治州的财政管理要开源节流，增收节支，提高投资的经济效益。要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对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者要追究责任。
第三十六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在执行国家税法的时候，除应由国家统一审批的减免税收项目外，对属于自治州财政收入的某些需要从税收上加以照顾的，可以减税或者免税，并报云南省人民政府备案。
第三十七条 自治州的财政预算的部分变更，需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第六章 自治州的文化建设
第三十八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坚持把教育事业放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加强智力开发，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和有关的法律规定，自主地决定本地方的教育规划、各级各类学校的设置、学制、办学形式、教学内容、教学用语和招生办法。
要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方针，按照发展商品经济的实际需要改善教育结构，提高教育质量。
第三十九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有计划分阶段地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首先普及初等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办好高中和中专学校，逐步发展高等教育，重视学前教育，努力在青壮年中扫除文盲。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重视成人教育，鼓励自学成才。
第四十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采取特殊措施发展民族教育。创办州民族中学和民族职业中学。州、县级中学及中等专业学校要举办民族班，高等院校要举办民族预科班。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要进行必要的职业技术培训。
自治州内的民族中学、民族师范学校、民族干部学校，以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州内的大中专院校招生时，对少数民族考生适当放宽录取条件，对边沿、贫困山区的学生实行定向定额招生，定向分配。要逐步做到少数民族学生的比例与其人口的比例大体相当。
自治州内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小学，要积极推行双语双文教学，同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第四十一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优先办好师范院校和教师进修学校，培养一支在质量、数量和专业结构上适应需要的合格的教师队伍。特别要重视少数民族教师和职业技术教师的培养。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提倡尊师重教，造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环境，逐步改善教师的生活待遇，对长期从事教育和掌握双语双文教学有显著成绩的教师，应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四十二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坚持多渠道筹集教育资金，鼓励和指导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力量，按照国家规定，举办各级各类学校。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和个人自愿捐资助学。
第四十三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经济建设的需要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建立健全科学技术研究推广机构和培训中心，充实科技人员，重视少数民族科技人员的培养。特别要重视推广适用的科技成果，努力实施以发展农村经济为宗旨的“星火计划”促进科学技术更好地为经济建设
服务。
第四十四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具有民族特点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文化事业，开展文化交流，丰富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
要建立健全民族研究机构，加强对民族理论、历史、语言文字等方面的研究。收集、整理历史档案和文化遗产。翻译出版民族书籍。保护革命文物、历史文物和名胜古迹。
第四十五条 自治州自治机关积极开展医疗卫生事业，认真贯彻执行预防为主的方针，坚持中西医结合、防治结合，加强对地方病、传染病、常见病、多发病的防治。加强民族、民间医药的研究和应用，积极发展妇幼、老年保健事业。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健全和充实城乡医务卫生网，加强卫生队伍建设，提高医疗质量和社会效益。组织州、县的医务人员到山区巡回医疗。鼓励集体办医，允许考核合格的个人行医，取缔巫医和不法游医。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大力开展群众性的卫生运动，普及卫生常识，改善城乡卫生状况。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依法加强食品卫生的监督管理工作；依法加强药品的监督管理，取缔假药、劣药。
第四十六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积极稳妥地开展计划生育工作，控制人口的自然增长率。禁止近亲结婚，提倡晚婚晚育、优生优育，提高人口素质。对少数民族的计划生育，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执行。
加强对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工作。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依法打击拐卖人口的犯罪活动。
第四十七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体育事业。努力改善城乡体育设施，开展具有民族特色的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增强各族人民体质。办好体育中学，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优秀的体育人才。
第七章 自治州边沿贫困山区的建设
第四十八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对边沿、贫困地区实行统一规划、分类指导、分级负责、分批治理。要因地制宜地发挥这些地区资源的优势，积极开展多种经营，实行长短结合，以短养长，把扶贫工作和发展商品经济紧密结合起来。要坚持资金、技术、物资、信息、人才、管理的综合
输入和配套服务，帮助当地各族人民自力更生尽快脱贫致富。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及其所属县的人民政府对边沿、贫困山区要坚持放宽政策、减轻负担、扶持帮助的方针，在制定财政预算时，应增加对边沿、贫困山区发展和智力开发的投资，投资增长的比例应高于其他地区投资增长的比例。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及其所属县的人民政府对边沿、贫困山区的特困户不定购粮食，对口粮困难的农户给予供应，对特别贫困山区的税收、信贷给予照顾；对供销社经营的基本生产、生活资料的政策性亏损，给予适当补助。
要重视保护水资源，采取有效措施积极解决贫困山区的人畜饮水困难。
要有计划地改善边沿、贫困山区交通条件，建立农贸市场，积极帮助发展集体、个体运销业。
第四十九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要采取有效措施，在边沿、贫困山区普及初等教育，积极发展和办好寄宿制、半寄宿制和助学金为主的民族中、小学。
要加强对边沿、贫困山区教师的培训，优先将合格的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选派骨干教师定期到边沿、贫困山区任教，提高其教育质量。
自治州各级科学技术部门，要加强边沿、贫困山区林牧副和乡镇企业技术服务体系的建设，无偿或低偿对农民提供生产、生活迫切需要的技术服务。要有计划地对回乡知识青年、退伍军人和基层干部和各种重点户、专业户进行适用技术培训。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要加强边沿、贫困山区文化设施的建设。建立健全卫生所、室，并在财力、物力上给予适当补助。优先选送当地医务人员离职进修，提高医疗卫生水平。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条 每年的4月1日是自治州建州纪念日。
各民族的传统节日都应当受到尊重。
第五十一条 本条例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报请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自治州人民政府应按照本条例制定必要的实施办法。
本条例的修改应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报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本条例的解释权属于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88年1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