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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首次审议民诉法修正案（草案）以来，有关民诉法中仲裁内容的修改也日益受到关注。仲裁法学界和实务界对本次修法寄予厚望，如能抓住此次修法时机，参考国际立法标准并结合我国实际，有效限制仲裁司法审查范围，将对我国仲裁事业发展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本文试图通过对有关修法指导原则、现行仲裁不予执行规定的主要问题和立法技术的讨论，提出若干修改建议，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修改民诉法中有关仲裁规定的指导原则

由于本次民诉法修改与仲裁法修改并不同步，仲裁法还未正式纳入立法规划。在这种前提下，必须讨论各国仲裁立法的总体趋势以及我国仲裁法律改革的指导思想，以便为本次民诉法中有关仲裁内容的修订提供方向。

（一）各国仲裁立法改革的总体趋势

统计显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近30年中，有超过100个国家或独立法域进行了仲裁立法改革。研究表明，各国仲裁立法改革总体上呈现出“自由化”、“国际化”并伴随着必要的“本地化”的趋势。国家对仲裁的管制进一步放松，司法对仲裁的支持进一步加强，同时仲裁程序更趋于独立，减少了对诉讼程序的依赖。有70个国家或独立法域直接承继了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以下简称《示范法》），以《示范法》为代表的有关国际仲裁的立法标准逐步形成。国际仲裁立法对国内仲裁产生较大影响，特别是在最近一些立法改革中，有30个国家或独立法域不再区分国际和国内仲裁程序。各国立法者在吸收国际标准的同时，为适应本国司法制度，在仲裁立法改革中主要对法院程序等进行了补充性、明确化的规定。

（二）完善我国仲裁立法的指导思想

吸取国际仲裁立法改革的经验对完善我国仲裁法律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各国仲裁立法改革中“自由化”、“国际化”和“本地化”的总体趋势，对确立我国仲裁立法改革的指导思想也必将产生影响。相应地，在本次修改民诉法时，也应当根据各国仲裁立法改革趋势，以“支持仲裁”、“约束司法审查范围”、“进一步与国际接轨”以及“明确司法程序”作为指导原则。只有这样，才能一方面完善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促进社会管理创新和司法民主，在立法上为我国仲裁业在国际“仲裁地”竞争上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做到民诉法相关仲裁规定系统化协调，并为下一步修改仲裁法留有余地，使涉及仲裁的司法行为规范与立法协调。

二、民诉法中不予执行仲裁裁决规定的主要问题及修改建议

民诉法中涉及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规定有5条，散见于一审普通程序、执行、涉外仲裁和司法协助等章节。民诉法中有关不予执行仲裁裁决规定的主要问题存在于以下方面，亟需予以修改：

（一）国内仲裁裁决不予执行的实体审查

针对国内仲裁裁决，民诉法第二百一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了“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不予执行理由。这不仅与各国仲裁立法中普遍以程序审查为主的趋势不符，更与较晚生效的仲裁法第七条有关“根据事实，符合法律规定，公平合理地解决纠纷”的原则不符。有关仲裁裁决实体审查宽泛，已成为我国仲裁立法改革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应参照《示范法》的做法，限制执行过程中进行实体审查的情形。除了违背社会公共利益情形以外，在不予执行司法审查时仅实施程序性审查。民诉法有关涉外仲裁裁决司法审查的标准则与国际接轨，主要以程序审查为主。建议以民诉法第二百五十八条有关不予执行涉外仲裁裁决的情形直接替换第二百一十三条有关内容，并删去第二百五十八条。这样，就能建立统一的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程序审查标准，同时为将来修改仲裁法时，统一仲裁裁决的不予执行理由和撤销理由创造条件。

（二）涉外和外国仲裁裁决的不予执行

民诉法第二百五十七条以“涉外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作为认定我国涉外仲裁裁决的主要标准，与国办发[1996]22号文件颁布以来我国涉外仲裁实践不符。依据该文件，我国各仲裁机构均可受理国内、涉外仲裁案件。最高人民法院法发[1997]4号文件也规定，对当事人申请执行国内仲裁机构作出的涉外仲裁裁决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近年来，原来主要以办理涉外案件为主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也大量受理国内仲裁案件。因此，应当删去民诉法中有关“涉外仲裁机构的裁决”，代之以“涉外仲裁裁决”。

类似地，民诉法第二百六十七条以“国外仲裁机构的裁决”作为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主要标准。该规定在全球仲裁立法中十分罕见，它不仅与国际通行的以“仲裁地”确认仲裁裁决国籍的标准不符，而且与我国法院曾承认并执行以外国为仲裁地、由临时仲裁庭制作的仲裁裁决的实践不符。因此，在此条中应删除“国外仲裁机构的裁决”，代之以“外国仲裁裁决”。

此外，在本次民诉法修改中要尽量删除条文中有关“仲裁机构”的表述，对应改为“仲裁裁决”，以便为嗣后仲裁法改革中承认临时仲裁留有余地，或为司法实践认可临时仲裁创造解释空间。

（三）管辖、程序和法律救济

1．管辖。民诉法对执行国内仲裁裁决的管辖没有专门作出规定。为保障司法审查标准统一，最高人民法院曾以法释[2006]7号等司法解释，规定仲裁裁决的执行由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在实践中，一些仲裁案件标的额很小，有的被执行人或财产处在较远的市辖县，仲裁裁决的执行过于集中于人手较少的中级法院，反而给申请执行人带来不便和迟延。建议在本次修法中，在第三编执行程序中明确仲裁执行管辖参照人民法院同类案件的级别管辖规定，以方便当事人就近处理案件；而针对申请不予执行的案件，由执行法院管辖，如果执行法院是基层人民法院的，应当由该法院的上一级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鉴于民诉法立法体例中仍存在涉外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以及多数基层法院接触涉外案件数量很少，需要由较高一级的法院中较为专业的法官集中处理此类案件，同时为便于对外统一协调涉外仲裁案件的处理，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形象，涉外仲裁裁决执行的管辖则可以保留第二百五十七条的规定，由相关中级法院执行。

2．程序。民诉法第二百一十三条、第二百五十八条仅规定人民法院在审查不予执行申请时，应组成合议庭，未对其他程序进行规定。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6]7号司法解释，新民诉法应规定法院在审查不予执行申请时，通知双方当事人开庭进行口头辩论；如果决定不开庭，应当通知对方当事人，给予其陈述意见的机会，以确保程序公正。程序是否公开进行，可参照奥地利民事诉讼法第616条的规定，由法庭根据当事人申请自由裁量。人民法院应当参照仲裁法第六十条规定在受理后两个月内作出裁定。

如果执行法院是基层人民法院的，应当告知被执行人向上一级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不予执行申请，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受理、驳回申请或不予执行裁定时，应通知执行法院。

3．法律救济。为彰显仲裁一裁终局和灵活快捷的特点，减少人民法院的诉讼压力，应根据当前司法实践，对有关人民法院驳回申请不予执行的裁定，一方当事人上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而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很可能导致重新进行诉讼，因涉及当事人重大利益，应准许当事人上诉或申请再审。因此，建议修改民诉法第一百四十条第二款的有关内容，明确规定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裁定，可以上诉。

4．报告制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发[1995]18号和法[1998]40号文件，在裁定不予执行或者撤销涉外仲裁裁决，以及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之前，必须待最高人民法院答复后，方可裁定不予执行、撤销或者拒绝承认和执行。报告制度实行以来，有效统一了我国国际仲裁司法审查标准，对外维护了我国公正司法形象。但是，报告制度仅仅作为法院内部的一种控制机制，缺乏法律基础。特别是有关法定听审、期限等程序保障制度缺失，与法治国家原则不符。建议在民诉法第四编第二十七章涉外仲裁中，对报告制度作出明确规定。

三、不予执行与撤销仲裁裁决制度的立法协调

在不予执行与撤销仲裁裁决法律规范立法协调问题上，一方面，建议保留撤销仲裁裁决与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两种法律制度并行。这样做，除了可以在本次民诉法修改时尽量不修改仲裁法内容外，还有利于充分保障被执行人有效行使申请不予执行的权利。反之，如果取消不予执行制度，由于撤销管辖法院为仲裁机构所在地法院，仲裁机构与撤销法院往往关系较密切，可能会影响被执行人行使权利。另一方面，需要防止当事人重复提起撤销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申请，恶意拖延程序。最高人民法院曾以法释[2006]7号司法解释，规定当事人在撤销程序中被驳回，不得以相同理由提出不予执行抗辩。该解释尽管在维护司法权威、防止出现相互矛盾的法院裁定方面起到了一些作用，但实践中法官常常对“相同理由”进行宽泛解释，依然不能防止被执行人拖延程序的情况出现。因此，应当在修法时明确规定，被执行人根据仲裁法撤销仲裁裁决申请被驳回的，不得再次申请不予执行。

总之，民诉法和仲裁法是仲裁法律制度最重要的两个法律渊源，二者存在统一的规范术语和紧密的条文支援。由于仲裁法改革尚未提上明确日程，在修改民诉法中有关不予执行仲裁裁决规定时，首先应当符合国际仲裁立法改革的方向，支持仲裁、限制监督，并在保证规范体系完整的前提下，尽量简化民诉法对仲裁的规定，在立法技术上加强对仲裁法的援引，为下一步仲裁法改革提供较大空间。

让与担保制度的法律构成

梅瑞琦＊

摘 要： 让与担保制度是在德国民法典以外,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强烈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一种非典型担
保，该制度因其便捷交易而纷纷为各国判例所采用。然而，该制度因其自身的理论问题而一直
未被各国民法典领养，其中最具争议的是该制度的法律构成。理论界对此一直存在争议，有所
有权构成说、担保权构成说与介于两者之间的期待权构成说，但上述学说都未能解决让与担保
制度的法律构成问题。本文从物权的公示公信原则出发，将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分为形式上的权
利（公示上的所有权）与实质上的权利（真实所有权）。在对外效力上，形式上的权利只要有充
分的公示，就优于实质上的权利，而在对内效力上，形式上的权利则不得对抗实质上的权利。
此外，通过对传统所有权理论的反思，认为所有人对其所有物不是任何时候都具有处分权。因
而实质上的权利不仅要受形式上的权利的限制，而且（在两者重合时）也要受到担保权的限制，
此种限制表现为实质权利人处分担保物时不得侵害担保权。从这两点出发,本文认为能较好地阐
释让与担保制度的法律构成。
关键词：让与担保 所有权构成 担保权构成 公示公信原则 处分权




让与担保是大陆法系德日等国沿袭罗马法上的信托行为理论并吸纳日耳曼法上的信托成分，经由判
例学说之百年励炼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非典型物之担保制度。让与担保在德日民法上虽未规定，但学
说与实务上均承认之，且在社会上甚为盛行。在德国，让与担保在实践中的作用甚至已经超过了动产质
押权，成为动产担保物权中最为活跃的形式。在台湾地区，学说与实务亦承认此种担保形态。让与担保
发源甚早而今仍能复苏并盛行，实与其具有积极的社会作用密不可分的。让与担保系大陆法系民法典所
未予规定的担保方式，且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法律外观和债权人暴利行为的易发性而给债务人及交易
第三人带来新的风险，因而该项制度在其产生之初及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受到各国学者的批判，成为“私
法交易上的私生子”。但是，让与担保以其自身所具有的巨大社会功能而逐渐被各国判例和学者所接受，
并一跃成为担保法领域中的重要担保方式。按照我国台湾地区著名学者谢在全先生的总结，让与担保具
有如下积极社会功能［1］：一是与动产质权与动产抵押权相比较，让与担保的动产标的物仅以具有让与性
为已足，范围甚广，且于设定让与担保后，通常仍由设定人占有，保留其用益权，故正可弥补典型担保
制度的缺失，适应现代商业社会活动的需要；二是让与担保可为不能设定典型担保的标的物与集合财产，
提供最佳融资渠道，以发挥其担保价值；三是让与担保可节省抵押权与质权实行之劳费，并避免拍卖程
序中换价过低的不利。
让与担保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让与担保包括买卖式担保与让与式担保。买卖式担保，指以买
卖的形式进行信用之授受，授信者并无请求返还价金的权利，但受信者则享有通过支付一定金额而请求
返还自己所让与的标的物的权利。这种买买式担保在日本被称为“卖渡担保”。狭义的让与担保，即让与
式担保，指债务人将标的物财产权转移与债权人，当事人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债权人享有请求债务
人履行债务的权利，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以就标的物取偿。这种让与式担保在日本被称为
“让渡担保”。对于两者的基本区别，1933年的昭和080426大判曾明确，卖渡担保不存在被担保债权，

让渡担保存在被担保债权。[1]让与式担保，为固有意义上的让与担保，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让与担保，即
指债务人或第三人为债权担保的目的，移转标的物所有权于债权人，并且仅为此目的而有移转的意思，
于债务清偿后，标的物应返还给债务人或第三人，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担保权人的就该标的物受偿的
非典型担保。本文所讨论的让与担保即为狭义上的让与担保。[2]

一、 让与担保制度法律构成各学说之简介
让与担保是债务人为了担保而将标的物的所有权移转给债权人，债权人在法律外观上表现为所有权
人。然而，即使标的物的所有权移转了，其目的也只不过是担保的设定。因此，让与担保就表现出其形
式与实质的冲突，即移转所有权的形式与设定担保的实质发生冲突。基于这种形式与实质的冲突，让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