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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凭同案被告人揭发不能定罪

───兼谈对刑事诉讼法第46条的理解

陈某与曾某因合伙经营事务发生纠纷，于92年8月30日下午，纠集甲、乙、丙、丁四人，言明去“教训”曾某。随后，五人于当晚二十时许，驱车赶至曾某居住的工棚。陈某留在车上，甲等四人下车后，用拳脚和携带的凶器将曾打伤，致曾头部、躯干部多处受伤，倒地不起。作案后，陈某担心被围攻，立即率领甲等四人乘车逃离现场。后曾某因肝脏破裂，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亡。陈某回到住处后，害怕曾某伤情严重，产生严重后果，随又连夜返回现场查看情况。当晚，陈某和丙、丁三人被公安人员抓获，甲、乙二人闻风潜逃。2001年11月12日，甲被某地公安人员抓获后移送归案。审问时，除丙、丁二人揭发甲动手实施伤害曾某行为外，其余被告人和现场证人均未证实甲实施了伤害行为。甲自己亦只供认到了现场，但未曾动手参与殴打曾某。
审理本案中，对被告人陈某系主犯，认定其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没有疑义。但对甲的处理上，产生了分歧，主要有两种意见：第一，甲事先明知是去“教训”曾某，并相随数人一同前去现场，同案其他俩被告人丙、丁均检举揭发甲分别在工棚内和工棚外参与殴打被害人，是本案实行犯之一：
第二，甲拒不承认有动手直接伤害曾某的情节，只有丙、丁这两个同案被告人检举揭发，而其他同案被告人陈某(主犯)、乙和证人均未证实甲动手打人，仅凭丙、丁的口供，不能认定甲动手参与殴打被害人。即，甲不是实行犯，而是帮助犯。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了七种证据，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就是七种证据之一，并规定“以上七种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在共同犯罪中，常常遇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揭发举报案外人或同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即“攀供”，其具有多大的证明力，其可采信和可信性如何，必须经过查证属实，切忌追求“内心确信真实”，满足于“高度盖然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又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并提出了证据要“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反映了法律对口供慎之又慎的态度。
上述运用证据的原则和证明标准，都要求我们在对口供进行审查判断时，要审查口供是在什么情况下取得，是否受到外界干扰影响？如引诱、逼迫、威胁、暗示等，逼供和串供等情况是否存在？还有这些口供是否合情合理，是否前后一致，对同一事实情况是否一致，有无矛盾之处？要审查其动机和与案内其他证据能否一致，相互印证。
我们知道，口供具有双重特征：一方面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自己的行为最清楚，可能是案件最真实、最全面、最具体的证据材料；另一方面，由于案件的处理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罪责有直接利害关系，出于各种动机，他们会作出虚假的供述和辩解或虚假的检举揭发。一方面是证据的一种，具有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另一方面又具有辩护的性质，是诉讼权利的行使。因此，口供的真实成份与虚假成份并存，有时也可能全部是虚假的成份。口供自身的这种特点，也要求我们对其从形成过程、内容、动机和与案内其他证据的关联程序来查证。本案五被告人在共同实施伤害曾某行为中，究竞甲是否有罪？在作案中起了多大的作用，处于什么犯罪地位？而甲及其辩护人认为本人确未动手，亦无证人证实，仅凭丙、丁二被告人的“攀供”，不能认定其有罪，应作出无罪的推定。下面按照前述审查口供的要求作一下分析：首先丙、丁的口供从来源、形成过程上看，没有证据反映出存在有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或存在串供；从口供的内容上看，丙、丁二人在涉及实施暴力时，均对自己的行为轻描淡写，且相互推诿。在具体细节上亦不完全一致。如丙说甲在工棚内动手打人，丁说甲在工棚外动了手。可见，对甲动手打人这一点虽然是一致的，但时间、地点不能吻合；从动机上看，不能排除丙、丁二人无推卸罪责，逃避处
罚的可能性。恰恰相反，证人林某证实，在实施殴打行为的人当中只看清楚丙、丁两人实施殴打行为，且动用了凶器，这俩人是“主攻手”。心理学告诉我们愈是罪行严重，愈会在对其追究责任时将罪过推得一干二净，本能使然。从平素表现看，丙、丁二人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且有前科，作案当天才来到包工头陈某的工地，并非同甲乙二人一起打工劳动。故丙、丁二被告人“攀供”的真实性质更加值得怀疑；从与案内其他证据的联系来看，丙、丁的口供无法得到印证。因为，再无其他证据证明甲实施了殴打被害人的行为，那么，丙(或丁)的口供只能用丁(或丙)的口供来印证，但这又会面临一个无法解决的逻辑矛盾：用真实性值得怀疑的事实去证明另一个事实的真实性。这也正是“先入为主”在逻辑上的矛盾表现之一。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丙、丁的口供不能查证属实。
(2)再换一个角度来分析。把被告人供述、辩解理解为仅指甲本人的口供，那么，丙、丁的口供只能作为证人证言来对待。同样可以发现，由于丙、丁二被告人受其诉讼地位和复杂心理活动的影响，不能排除其没有隐瞒事实真象，编造谎言，蒙混过关的动机，也即不能“排除合理怀疑”，且在重要细节上陈述并不完全一致，其证言亦不能证明甲动手殴打被害人。而且，由于共同犯罪中各被告人口供，因其相互检举揭发与对其本人的定罪处罚有相当的利害关系，即使甲、丙、丁三被告人口供相互一致，也即甲作出了不利于自己的供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也必须满足严格的限制条件，如绝对排除串供、逼供、诱供的可能性，在侦查、起诉、审判各阶段均未翻供，细节基本一致，分别指认的现场情况相互吻合，符合情理，且无不良动机等等，才能谨慎地以口供作为定案的根据。特别是在涉毒、贿赂等具有证据种类单一化特征案件的审理中，尤需严把此关。
(3)甲虽不能认定为与丙、丁是同一犯罪地位的实行犯，但其仍然是有罪的，不能因未直接动手打人即可作出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甲从主犯陈某的工地随同其他被告人出发时，即已明知此行前去打架，是去“教训”曾某，而且是结伙行凶。甲未以任何言辞或行为表明自己是搭乘顺车外出办事或纯粹看热闹，其余被告人亦无这样的认识。这说明，在主观上，甲的个人认识和意志与其他同案被告人及犯罪嫌疑人的认识和意志已经联结成他们共同的认识和犯罪意志，那就是──“教训”曾某。客观上，甲自己也承认进入作案现场。从工棚内的挑衅、撕打到工棚外的暴力行为，整个过程均能较为详细地描述出来，这一事实已查实。即使其本人确未曾直接动手打人，但其冷眼相观，即不劝阻，又不制止，在客观上一方面助长了实施殴打行为者(即实行犯丙、丁等)的嚣张气焰，从而使其更加有恃无恐，恃无忌惮，使犯罪行为升级化。另一方面也使被害人及其身边的人产生畏惧心理，不敢反抗。甲的这种冷漠态度和“坐收渔利”的行为并没有切断自己先前伙同他人乘车前来打人的预备行为与共同犯罪的联系，从而丧失与犯罪结果之间的原因力作用。在这种特定的场景中，甲的不作为实际上对犯罪的完
成起到了促进的作用，远远超过了道德的底线，超出了道德所能调整的范围，应受刑法的调整。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替实行犯出主意，想办法，撑腰打气，站脚助威等均属于对实行犯的精神性帮助，其与物质性帮助一样，同样也是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的从犯，是帮助犯。而帮助犯只有在及时制止实行犯的犯罪行为，并且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情况下，才构成犯罪中止，显然，被告人甲的不作为是与此背道而驰的。
(4)虽然，对被告人甲动手参殴的事实不能认定，即甲不是实行犯，但对其站脚助威的行为则完全可以认定，即甲是帮助犯。而起主要作用的实行犯可以作为主犯量刑，对本案而言，个别实行犯的实行过限要由全体实行犯承担过限的刑事责任，帮助犯只能作为从犯来量刑，不承担过限的刑事责任。后者在刑罚幅度上要轻于前者。因此，这样处理也符合“疑罪从无，疑罪从宽”的原则精神。
(5)有人认为刑事诉讼法46条中的“被告人”应包括共同犯罪中的同案其他被告人，笔者认为可以。关于被告人口供，从内容上可以分为三层意思：承认犯罪或指控的事实，叫供述；说明自己罪轻、无罪，是辩解；还有对他人犯罪行为的陈述，则为检举揭发(本文仅指对同案其他被告人的检举揭发)。供述纯粹是针对自身行为，而检举揭发则是矛头指向别人，所述事实皆由他人所为。以本案为例(仅指甲是否动手这一事实展开讨论)，甲与丙、丁的口供可分为几种情况：
1、甲不供认被指控的犯罪事实，而丙、丁却检举揭发之；
2、甲不承认犯罪，丙、丁亦未检举揭发其犯罪事
实;
3、甲供认自己的罪行，丙、丁亦有相同的口供印证；
4、甲对被指控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而丙、丁的口供不能与其相互吻合。
5、甲交待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丙、丁亦交待了各自的犯罪事实。
对了第1种情形，前面已论证了它的不可信性，在此不再讨论。第4种情形属传统意义上的“只有被告人供述”，对其如何处理，法律已有明确规定，即不能认定甲动手参殴；第3种情况，表面上看甲、丙、丁三人口供都能一致，相互吻合，似乎可以定案了。但实际上，丙、丁亦处于被告人地位，受其复杂的心理动机(如报复、陷害他人、相互推诿、蒙混过关、出于私情包揽罪行等)影响，对其口供真实性的怀疑是相当合理的，也是正常的，符合一般经验法则。因此，如果除被告人口供外其他种类的证据一点也没有，绝对不能轻易定案，除非满足所有严格的限制条件。至于第2种情形，则属典型的“没有被告人供述”，此时就要靠其他证据来认定，只要确实充分亦可认定甲动了手。审判实践中，经常遇到的是1、3两种情况。审判人员往往为在审限内结案或不使罪犯逃避惩罚，勉强以丙、丁二被告人的检举揭发来认定甲动手打被害人的犯罪事实，作为定案的根据。而且在审查被告人供述与案内其他证据是否一致时，将同案其他被告人的检举揭发放在同物证、证人证言、鉴定结论等同等证据地位上来印证待证事实，这是一个误区。被告人的口供笼
统地讲既包括甲的供述、也包括丙、丁的检举揭发。但仔细研究， 刑事诉讼法第46条中的“只有被告人供述”，仅指甲(或丙、丁等)承认自己犯罪或有被指控的事实存在，即“供述”；“没有被告人的供述”，则指甲(或丙、丁等)说明自己罪轻或无罪的辩解，甚至对他人罪行的检举揭发。这里不能将“供述”扩大解释为“口供”。因此，把这一点搞清楚，“被告人”的范围有多大则不言自明了。现在反过来再看第5种情形，就可以发现甲、丙、丁三被告人所供认的罪行均关乎自身，亦未相互纠缠，是清一色的“被告人供述”，此时如无其他证据，他们的供述无法得到查证属实，当然不能认定甲动手打人这一情节。可见，无论是被告人的供述，还是辩解和攀供，它们都处于同一的证据地位，具有相同的特性，尽管出自数个被告人之口，但对其互证力不应期望过高，即“不轻信口供”，一般情况下，一定要慎之又慎，尤其是在被害人死亡未留下任何陈述，即死无对证的情况下，更不能轻易用同案被告人的口供互证其罪。而要把着力点应放在口供外的其他证据补强上，放在调查研究上，要“淡化”口供。这既是口供自身特征的内在要求，也是保障人权，杜绝刑讯逼供，促使司法人员提高办案水平特别是侦察水平的大势所趋。立法者的本意也正在于此。

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张向阳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长春市蔬菜基地管理条例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1996年8月11日长春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1996年9月26日吉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批准 1996年10月10日公布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规划与建设
第三章 利用与保护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蔬菜基地管理，稳定菜田面积，促进蔬菜生产，保障蔬菜供应，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市区内蔬菜基地的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蔬菜基地，是指经市人民政府划定的常年从事蔬菜生产、科学研究、技术推广、良种繁育的耕地。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蔬菜基地管理，蔬菜基地的建设与发展应当服从城市总体规划，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第五条 市蔬菜副食办公室是全市蔬菜基地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
区人民政府蔬菜基地行政主管部门依照职责分工负责本辖区内蔬菜基地的管理工作。
第六条 规划、计划、土地、农业、水利、环境保护、财政等部门应当依照各自职责，协同蔬菜基地行政主管部门做好蔬菜基地的管理工作。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在蔬菜基地管理和蔬菜生产、技术推广、科学研究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规划与建设
第八条 蔬菜基地建设应当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市蔬菜基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配合规划部门编制蔬菜基地专业规划。
第九条 市蔬菜基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蔬菜基地专业规划，编制蔬菜基地年度建设计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第十条 蔬菜基地范围及等级由市蔬菜基地行政主管部门会同规划、土地和水利部门划定，登记造册，建立档案，设立保护标志。
第十一条 蔬菜基地划分为两级：
（一）生产条件好、产量高、长期不得占用的菜田，划为一级蔬菜基地；
（二）生产条件较好、产量较高、规划期内不得占用的菜田，划为二级蔬菜基地。
第十二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有计划地搞好老蔬菜基地改造和新蔬菜基地的开发工作，加强蔬菜基地的道路、农机水利、土壤改良、种苗培育、园艺设施和用于蔬菜科学研究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第十三条 蔬菜基地建设，实行总量不减少，谁占用谁补齐，保证质量的原则。凡征用蔬菜基地的，由市人民政府负责组织重新开发建设相同数量的蔬菜基地。
第十四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在充分利用好新菜田开发建设基金的基础上，从地方财政中拨出专款扶持蔬菜基地开发建设；鼓励蔬菜生产经营组织和承包经营者采取投资、投劳、以工补农等形式增加对蔬菜基地的投入。

第三章 利用与保护
第十五条 蔬菜基地及其基础设施必须用于蔬菜生产、科学研究、技术推广、良种繁育。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荒芜蔬菜基地和擅自改种其他作物；不得擅自拆除、转让基础设施或者改变其用途。
市、区蔬菜基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乡（镇）人民政府监督检查蔬菜基地及基础设施的使用情况。
第十六条 蔬菜基地可以依法由集体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经营者必须按照承包合同规定合理利用菜田，在政府计划指导下，种足种好蔬菜。
第十七条 市、区蔬菜基地行政主管部门以及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基础设施的管理和保护，建立管理、保护制度，安排管理人员定期检查和维修，保证设施正常运转。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侵占或者损坏蔬菜基地的基础设施，不得擅自移动或者损坏蔬菜基地保护标志。
第十八条 在蔬菜基地内或者附近施工的建设单位，在开工前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保护蔬菜基地基础设施；因施工损毁蔬菜基地基础设施的，施工单位应当在规定期限内负责修复或者予以赔偿。
第十九条 蔬菜基地经营者，应当增施有机肥，合理施用化肥，保护和培肥地力。
市、区蔬菜基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蔬菜基地地力变化状况及相应的养护措施，并为经营者提供施肥指导服务。
第二十条 蔬菜生产只准使用国家规定的低毒、低残留农药，防止对蔬菜基地的污染。积极发展无公害蔬菜基地。
第二十一条 蔬菜基地确定后，环境保护部门应当配合蔬菜基地行政主管部门在其周围设定缓冲带，以保证蔬菜基地不受污染。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向蔬菜基地和缓冲带内排放未经处理或者经处理仍不符合国家标准的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等有害物质，禁止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的污
水浇灌菜地。
市、区蔬菜基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同级环境保护部门对蔬菜基地环境污染进行监测与评价，并定期向本级人民政府提出环境质量与发展趋势的报告。
第二十二条 向蔬菜基地提供的肥料和作为肥料的城市垃圾、污泥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标准。
第二十三条 凡征用、占用蔬菜基地的，由用地单位提出申请，经市蔬菜基地行政主管部门签署意见后，方可按照审批权限和程序报批。
土地管理部门应当将批准征用，占用的蔬菜基地面积和具体位置抄送市蔬菜基地行政主管部门。
第二十四条 征用蔬菜基地的单位，应当按照该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15倍标准缴纳新菜田开发建设基金，新菜开发建设基金按土地审批权限由土地管理部门统一收取，存入财政专户，利息纳入新菜田开发建设基金。任何单位和个人对新菜田开发建设基金不得截留、挪用，不
得缓、减、免。
新菜田开发建设基金，主要用于新蔬菜基地的开发、老蔬菜基地改造、蔬菜技术推广和科学研究等。新菜田开发建设基金使用由市蔬菜基地行政主管部门会同计划、财政、水利、土地等部门提出计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财政、审计部门对新菜田开发建设基金的收取、使用和管理实施检查监督。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造成蔬菜基地荒芜的，由土地管理部门依法征收荒芜费，荒芜2年的，由原发包单位收回土地经营权。擅自改种其他作物的，由蔬菜基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原发包方收回责任田，转包他人种菜。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擅自拆除转让基础设施或者改变用途的，侵占或者损坏蔬菜基地的基础设施，擅自移动或者损坏蔬菜基地保护标志的，由有关部门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责令恢复原状，予以处罚。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在蔬菜基地使用国家禁止使用的农药和其他化学物品的，由蔬菜基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使用，没收其所使用的农药，销毁其产品，并处以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规定，向蔬菜基地和缓冲带内排放未经处理或者经处理仍不符合国家标准的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等有害物质，污染蔬菜基地的，向蔬菜基地提供的肥料和作为肥料的城市垃圾、污泥不符合国家标准的，向菜地浇灌污水不符合
国家标准的，由蔬菜基地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环境保护等部门责令其限期治理，赔偿经济损失，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不按审批权限和程序审批征用、占用蔬菜基地的，对新菜田开发建设基金截留、挪用或者缓、减、免的，对责任单位，由有关行政机关依据法律、法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对直接责任人，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
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蔬菜基地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的行政执法人员，应当秉公执法，在执行公务时应当持有市人民政府统一颁发的行政执法证件，并依照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处罚。
第三十一条 蔬菜基地管理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不按法定程序实施处罚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给经营者造成经济损失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赔偿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书之日起15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也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书之日起15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
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6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