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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果刀背后的司法容忍度

　　　　　　　　　　　　　刘练军. 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近日，郑州市民吴伟春因在随身携带的钥匙链上挂了一把小水果刀，而被郑州市公安局二七第二分局行政拘留三天的新闻，在社会上引起了热议。这把让吴先生身陷“囹圄”的小水果刀，系他从正规超市购买的，说明书上说其功能是“适合各类瓜果、蔬菜、薯类削皮等”。随身携带这样一把司空见惯的小水果刀也能摊上行政拘留这种“大事”，不但令当事人吴先生百思不得其解，就是傍观者也难免不知所以、不知所从。
郑州警方对此的解释是，根据公安部发布的《管制刀具认定标准》第三项之规定，吴先生携带的这把弹簧水果刀属于管制刀具，而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十二条规定，非法携带匕首等国家规定的管制器具的处五日以下拘留，因而对吴先生拘留三天之处罚合法无虞。
警方的这个解释看似有根有据、天衣无缝，实则大谬不然，其处罚明显失当，理应检讨。在此起事件中，至少有以下三个层面的法律问题值得警方深思，同时理应与之反躬自省的还有全国人大等立法者。
首先，那把小水果刀妨碍社会治安秩序了吗？那把水果刀被吴先生随身携带多日，不但此前未对社会治安秩序构成任何危害，就是被警方盘问并处罚的当天，那把水果刀也未对谁的权益构成某种侵害。既然在社会危害方面一片空白，那拘留三日之重罚不就显然不当了吗？
或许有人说，治安处罚的目的之一是预防社会危害，那把水果刀现在没有产生危害，并不意味着以后不会如此。鉴于将来有可能形成某种侵害确实可以依法予以处罚，但正因为它仅仅是一种想当然的可能，所以，处罚时一定要从轻甚至免予处罚。处罚便宜原则所对应的正是此类情形。
所谓处罚便宜原则，是指在特别情形下，违反秩序之不法内涵是如此的渺小，以及其危险是如此的遥远，以致于加以追诉或处罚是不恰当的，或无论如何都是不必要的，故例外地不予追诉或处罚。这种便宜原则在其他执法过程中同样存在，比如刑事诉讼中检察官就常常适用起诉便宜原则，对那些有足够证据证明犯罪嫌疑并具备起诉条件的案件作不起诉处理。
如果非要对随身携带水果刀这种管制刀具的吴先生予以处罚，那至少也应该尊重处罚便宜原则，对其从轻处罚，如对他处以警告或没收其水果刀等。毕竟，他主观上对这把水果刀的管制刀具属性毫无意识（又有谁能想到呢？！），而客观上随身携带此刀并未产生任何社会危害性。
最后，此事件中最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什么所谓管制刀具可以在各种超市堂而皇之地无条件出售呢？为什么任何人都胆敢公开藐视公安部制定的“特种刀具购买证”制度，可以在超市等地恣意“非法”购买各种管制刀具呢？长期以来，警方为什么对这两种普遍存在的“非法”之举听之任之、视而不见？不是身为执法者的警方“违法”不作为在先，怎么会有各种管制刀具满街跑呢？吴伟春先生又怎么会因随身携带管制刀具而被拘留呢？
可以说，警方“违法”是因，吴伟春“违法”是果。对作为因的违法一直熟视无睹、充耳不闻，对偶尔被发现的作为果的违法却追责到底、严惩不贷，天下有这么执法的嘛？这不是典型的选择性执法吗？法律平等首先是执法上的平等。既然警方可以带头不执行公安部制定的管制刀具等规定，为什么却要平民百姓对之奉行不移呢？执法如此人己有别、双重标准，不是公然违背法治的平等精神吗？
上述三个层面的法律问题可以概括为一个问题，即我国立法与执法的容忍度问题，其归根结蒂是我国政治社会的容忍度问题。意识形态尤其敌我观念和专政思维的长期存在，使得我国社会总体上是个容忍度相当低的社会，立法和执法的高度封闭性和严苛性堪称其典型外在表征。无论是公安部发布的《管制刀具认定标准》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其规定都是相当严厉的。前者甚至将我们日常所见的几种刀具统统纳入管制刀具范围，后者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只有一条即第三十六条未设定拘留处罚，其余皆有。
行政拘留处罚如此遍地开花，实乃不符人权保障之时代潮流。须知，包括我国台湾在内的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拘留裁决权划归给法院，而我国最基层派出所的一个民警就可以作出不受司法审查且最长可达十五天的行政拘留决定。我国距离充分保障人权的法治社会距离之远由此可见一斑。
其实，不仅仅只有《管制刀具认定标准》和《治安管理处罚法》承载着严管制、低容忍的社会治理理念，诸如民政、人事、文化、教育、旅游、卫生、计划生育、城乡建设等领域的法律、法规和规章，无不笼罩在严格管制与低度容忍的思维定势之下。试举一例。我国《娱乐场所管理条例》（2006年国务院发布）第十六条要求娱乐场所应当安装展现室内整体环境的透明门窗，第十七条规定“营业期间，歌舞娱乐场所内亮度不得低于国家规定的标准”。此等规定表面上看是着眼于娱乐场所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实则是难以容忍娱乐本身的个性化和多元化。对娱乐物理空间的严格管制，必然导致对娱乐本身的低度容忍，最后使娱乐都踏上国家化的道路。
对刀具等具有一定危险性的物品严格管制，社会治安未必一定良好。果真如此的话，那人民拥有持枪权利的美国岂不是人人望而却步的犯罪天堂？同理，对一些轻微违法行为动不动用拘留等严刑峻法伺候，未必能有效抑制违法犯罪的发生。不宁唯是，低容忍度的严刑峻法还往往对人民的人身自由和思想自由构成双重遏制，容易使社会丧失发展所必须的基本活力，从而走向了规制目标的反面，最终被规训的不只是人民，还包括国家本身。社会失去活力的国家，其潜在的国力几何自然可想而知。
维持社会秩序的最好武器，是权利而不是权力。高容忍度的立法和执法，既能充分保障人民的权利，又能造就相对稳定成熟的社会秩序。不管是立法还是执法，都应该容忍人民在自己的钥匙链上栓把小水果刀。对于人民屁股后面挂的那把小水果刀大可不必动用警力，因为它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象征着人民有权利、社会有秩序和国家有魅力。



出处:《东方早报》2013-2-27 A23版
企业如何应对《侵权责任法》下的产品责任惩罚性赔偿规定

阚凤军


　　2009年12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侵权责任法》，该法对于侵权责任领域的规定非常具体，相关规定将对社会各个领域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本文针对《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条关于产品质量责任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就产品质量责任惩罚性赔偿的构成、影响及制造业如何应对等问题进行初步分析与探讨。

一、 惩罚性赔偿条款的构成要件

　　《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结合上述规定，具体分析如下：

1、 赔偿主体

　　根据《产品质量法》及《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承担产品惩罚性赔偿的责任主体即可能是产品的生产者、也可能是产品的销售者。如产品的缺陷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则生产者是最终的赔偿义务主体；如产品的缺陷是销售者原因引起，则销售这是最终赔偿义务主体。需要注意，产品的承运人是不承担产品责任的，如果产品的生产者或销售者能够证明产品缺陷因承运人的原因导致，则可向该承运人追偿。因此，惩罚性赔偿主体是产品的生产者和/或销售者。

2、 产品存在缺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
　　通说认为：产品缺陷包括设计缺陷、制造缺陷和警示缺陷。
　　设计缺陷是指产品在设计过程中，产品的结构、配方等方面存在不合理的危险。
　　制造缺陷是指产品在制造过程中，因原材料、配件、工艺等存在错误而导致产品存在不合理的危险。

　　警示缺陷，也被称为指示缺陷、经营缺陷，就是产品在经销过程中，因没有适当的指示和警告而使产品存在不合理的危险。
　　市场流通的许多产品，因产品本身特性或对周围环境的高要求等构成对使用者人身及财产方面一定程度的危险，如果没有或者缺乏恰当的警告和指示，使用者对上述危险及正确使用、避免危险的方法一无所知或没有足够了解，产品因此就构成警告缺陷。生产者和销售者没有履行其提出警告的义务，或者履行得不够，就构成侵权。一般产品的最终使用者应得到警告，而且警告必须足够明显醒目，内容应恰当充分。

3、 生产者或销售者“明知”

　　主观上的“明知”是责任承担者承担惩罚性赔偿的重要构成要件，但何种情况下构成企业的“明知”，尚无法律明文规定或司法判例支持。个人认为在下列情况下，应构成企业的“明知”：

A曾经发生过相关产品的损害报告或案例；
B产品被相关检测部门出具缺陷检验报告；
C 产品已由国家相关部门发布召回公告；
D 企业内部认为产品存在缺陷；
E 导致产品存在缺陷的零部件的制造商已通知产品生产者的产品缺陷信息。

4、 无视产品缺陷，继续生产或销售

　　既然是惩罚性赔偿，必然要求侵权人在主观上恶意非常明显，为实现其暂时的商业利益，而置产品使用者的合法权益于不顾。问题的关键仍然是如何判断企业主观上的“明知”，在此不再赘述。

5、 造成他人死亡或严重健康伤害

　　如果产品缺陷导致他人死亡，构成产品的严重伤害没有任何异议，但严重健康伤害的判断标准则有待探讨。是否可以参照有关公民伤残鉴定标准为主要依据，并结合产品所造成精神上的损害进行综合判断，值得思考。

二、 惩罚性赔偿的积极影响

　　惩罚性赔偿影响比较大，这也是《侵权责任法》拟定惩罚性赔偿条款过程中引发热烈讨论的原因。比如有的学者认为该规定可能导致消费者大规模起诉、“王海”类型的消费者大量涌现、企业管理成本及诉讼成本大幅度上升等。我个人认为相关规定具有重大的意义：

1、 它将督促企业必然严格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进行规范化运作，加强企业内部生产流程及产品质量等方面控制手段；

2、 逐步改变中国企业形象，不再单纯盈利而不顾整体社会利益，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