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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2005年《公司法》第16条规定了公司担保制度。对于违反《公司法》第16条规定，公司对外担保的效力问题，学界和实务界争议很大。《人民司法》杂志社编著的《法律规则的提炼与运用重述（商事卷）》“第一部分 公司法”“公司对外担保法律效力的司法认定”专家重述之法律规则为：“担保债权人对公司提供的公司相关同意担保的决议承担形式审查义务。相关决议形式上合法有效，且担保债权人在审查时已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的，公司以决议存在实质上的瑕疵为由主张否定担保合同的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反映了我国司法实务界的一定倾向性意见。显然上述规则是基于有权决定对外担保的机关是董事会或股东（大）会这一《公司法》第16条明文规定所作的一种价值判断。问题是，当法定代表人擅为提供对外担保，与他人签订担保合同的情况下，公司对外担保的效力又该如何认定？在法定代表人未提供相关决议，第三人未承担形式审查义务，该迳行签订的担保合同是否应归于无效？笔者以为，要回答这一问题，其关键在于厘清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内涵、对《公司法》第16条规定的属性的判断以及正确适用公司对外担保法律规范问题。下面予以具体分析。

一、法定代表人的内涵

对于法定代表人的内涵，我国《民法通则》第38条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组织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是法人的法定代表人。”这一立法概念对于法定代表人的内涵界定十分模糊，何为“负责人”、“法定”是指什么、“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范围是什么，等等，该条未予具文明定。对于法定代表人的性质和内涵，学界长期以来也未给出一个为大家所认同的理论概括。2005年颁布的《公司法》第13条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该条文虽未直接对法定代表人进行明确定义，但较之《民法通则》第38条，在公司法律领域中，法定代表人之内涵存在着重大的变化，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1、法定代表人必须是自然人，而不能是法人或其他组织；
2、“法定”的含义为“法律限定”，即在《公司法》的“限定范围”（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内，由公司章程自行选择确定；
3、公司内部管理由公司内设机关包括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负责；在对外活动中，由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也就是说，单就法定代表人的职权而言，主要是代表公司进行对外活动，而不关涉公司的内部管理。
4、“法定”的另一含义为“依法登记”，即法定代表人必须依法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登记”之目的在于“公示”，而“公示”之目的则在于“使人周知”， “使人周知”后便利于保证第三人与公司进行交易。
从上述内涵来看，不难看出，由公司章程在“法律限定”的范围内选择确定法定代表人并“依法登记”公示之后，该法定代表人在进行对外活动时，享有公司代表权，其身份本身即为公司的表彰，无须公司另行授权，其意思表示即为公司的意志表达。质言之，《公司法》隐含了排除公司对于法定代表人的内部限制具有对抗善意第三人之效力。对此，《合同法》在一定程度上亦体现了相同的立法精神，其第50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也就是说，为维护交易安全，《合同法》以第三人是否恶意作为区分标准，《公司法》以“依法登记”作为公示手段，承认法定代表人全面代表公司的权力，并进而对公司于该等权力设置的内部限制予以对抗善意第三人持否定态度。

二、《公司法》第16条规定的属性

《公司法》第16条第1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第2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第3款规定，“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在对外担保问题上，《公司法》第16条对公司这一重大经营活动的决策过程做出了三项特殊规则：一是由公司章程先行进行规定。通过公司章程，预先对公司对外担保金额、决策程序等进行概括性约定；二是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在公司设立后，每次实际实施对外担保经营行为时，须由公司决策机关对该等事宜进行表决；三是涉及关联交易时限制关联股东的投票权。即公司为其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时，必须召开股东会或股东大会；投票时，关联股东不得参加，且该项表决须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法律规范依其规定的权利义务的刚性程度，可分为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所谓强制性规范，是指不允许人们按照自己的意志不使用或改变法律规则的内容而行为的法律规则；所谓任意性规范，是指虽有法律的规定但允许当事人对行为内容做另外约定的法律规则。强制性规范进一步又可区分为效力性规范和管理性规范或取缔性规范：所谓效力性强制性规范，是指违反禁止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合同不成立，或者违反该等规范后如果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规则；所谓管理性强制性规范或取缔性强制性规范，是指没有明确规定违反该等规范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不成立，而且违反该等规范后如果使合同继续有效并不损害国家或者社会公共利益，而只是损害当事人的利益的法律规则。从《公司法》第16条规定，我们可以看出，该条文在对外担保上体现的是公司的意思自治原则，并未明确规定违反公司对外担保决策的特殊规则将导致公司对外担保合同无效，也不存在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故在法律属性上，该条文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范。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法释〔1999〕19号，以下简称《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4条“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09〕5号，以下简称《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14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规定，在《公司法》没有明确规定公司违反《公司法》第16条对外提供担保无效的情形，对于公司对外担保的效力应予确认。

三、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的法律效力认定

1、关于“越权”的理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44号，以下简称《担保法司法解释》）第11条同《合同法》第50条立法意图类似，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担保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换言之，如果第三人非因重大过失不知法定代表人超越职权，而有理由地相信其在该事项上有决定权，那么担保合同有效，公司应承担担保责任。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废除“越权论”是当今法律发展的趋势，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越权原则”也已经有了变通甚至废除。如《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10条规定，“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而且在对外担保问题上，课以第三人审查法定代表人的义务，也是对法定代表人这一公司对外法定代表机关的否定，从而动摇法定代表权制度建立的基础。这是因为，从公司作为担保人的角度看，遵循特殊规则进行担保决策既是公司的内部行为，又是公司的单方行为，第三人无须也无从介入公司内部。当公司通过董事会、股东（大）会内部机关决策对外担保意思形成之后，必须由公司意思表示机关即法定代表人或有权代表表达于外部。当公司对外担保意思表示时，法定代表人既然是公司身份的表彰，经依法登记公示后自然就是公司全面权力的对外代表，如果对第三人苛以审查其权限的义务，一方面法律在强人所难，另一方面也挑战了法定代表人的法定代表权。更何况，公司内部对于法定代表人权限的限制，并不具有对世效力；在法定代表人违反其内部限制时，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公司也有足够的救济途径去追究法定代表人的过错责任。
因此，笔者以为，法定代表人基于其法定代表权代表公司对外签署的合同应赋予其法律效力，而无须课以第三人审查公司内部规定及法定代表人内部权限的义务；其对于公司内部权限限制约定的违反而擅为对外越权代表，应视为法定代表人构成其对公司忠实义务的违反，在承担相应的合同义务和责任后公司可对其行使追偿权。

2、关于公司担保的法律调整规范的理解

公司对外担保合同的签订，一般地需要经历公司内部决策、对外担保意思的表示以及合意达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公司内部决策机关形成法人意思，第二阶段是公司代表机关将法人意思对外表达，均为公司单方行为，这两个阶段属于公司的对外担保行为，显然都独立于公司以外的任何第三人，因而由《公司法》予以调整。《公司法》第16条作出公司对外担保需要遵循上述三项特殊规则，依笔者理解，其立法意图旨在加强公司的内部治理和控制，以提高公司对外担保决策的科学性，降低经营风险，而非课以第三人之审查义务。
当公司与第三人达成担保合意时，即第三阶段，是公司与第三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产物，担保合同的效力应视该等合同是否具备法律行为的生效要件而定，其主体资格、成立、生效、违约及认定、损害赔偿等，应由《合同法》、《物权法》和《担保法》等法律法规调整，而不宜由《公司法》予以规范。因此，以第一、二阶段的瑕疵来否定第三阶段的效力，既违背逻辑，也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更混淆了法律适用的边界。

3、法定代表人签署担保合同的法律效力认定

从前述公司对外担保形成的阶段看，无论对外担保的内部意思的决议由哪一个决策机构形成，参与担保关系的只能是该公司而非该机构，《公司法》第16条规定是对公司决策机构的要求，并非对公司对外担保能力的限制，更不是否定公司对外担保效力的依据。因此，在公司对外担保时，基于《公司法》第16条非强制性规范的效力性规定的法律属性，法定代表人作为公司的对外代表机关，与第三人签署的担保合同，应确认为有效。

作者：王冠华，法学博士，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13810112545
试论轮奸案中的既遂和未遂问题

李 荔


在我国刑法及司法解释中，轮奸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罪名，而是强奸罪的一个重要的法定量刑情节。但对于轮奸案中的各被告人是否应划分强奸既遂与未遂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各法院的做法不尽相同。有的认为轮奸犯罪不存在既遂与未遂之分，只要各被告人中有一人强奸得逞，则不论他人是否得逞，所有共犯都应当对全案负责，均按犯罪既遂论处；也有的认为，轮奸犯罪中应当以强奸是否得逞来划分犯罪既遂与未遂。笔者同意后一种观点，具体意见阐述如下：
一、“轮奸”是共同犯罪的一种特殊形式
上述第一种观点的法理依据在于共同犯罪理论。但与其他犯罪不同的是，轮奸属于共同犯罪，但轮奸又不同于一般的共同犯罪，轮奸犯罪中对犯罪构成的要求与一般共同犯罪不同。按照刑法通说，共同犯罪当然要求有共同行为。“行为”指的是犯罪行为，“共同行为”不仅指各被告人都实施了属于同一犯罪构成的行为，而且各被告人的行为在共同犯罪故意支配下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相互补充，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对结果犯而言，一个共犯的行为造成了该犯罪结果的发生，整个犯罪就构成了既遂，各被告人均应负犯罪既遂的刑事责任；而对于行为犯而言，如脱逃、强奸犯罪，各共犯的行为具有独立性，一个实行犯的既遂或未遂，并不意味着其他实行犯的既遂或未遂。具体到轮奸犯罪而言，强奸罪的实行行为是一种典型的复合行为，即包括制服被害人的强制行为和奸淫行为。各被告人在与被害人强行发生性关系前的准备阶段行为（包括暴力、胁迫、麻醉、用酒灌醉等强制行为）完全符合“共同行为”的特征，但其后分别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则具有独立性、不可替代性，因此，在轮奸犯罪中，各被告人的全部行为并不完全符合“共同行为”的特征，不能用一般共同犯罪的理论评价轮奸犯罪。各共犯只有自己的行为符合了具体犯罪的构成，才成立犯罪的既遂。而一般共同强奸犯罪对犯罪构成的要求并没有如此严格，它主要强调主观故意。只要有一人实施了强奸行为，其他人主观上具有强奸的故意，即可构成强奸共犯。况且，刑罚对“一般共同犯罪”的量刑并无特别的规定，但对于“轮奸”犯罪却规定了加重的法定刑，因此不能简单地运用“共同犯罪”理论对轮奸犯罪中的完成形态加以分析。
二、不认定轮奸犯罪存在“未遂”情节有违“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
众所周知，轮奸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比一般共同强奸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更大，对被害人身心健康的伤害也更大，有着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故立法把“轮奸”作为强奸罪的加重处罚情节，规定了更为严厉的法定刑。但如果将“轮奸”视为普通的共同犯罪，那么只要二人以上共同实施强奸行为，即使有被告人未得逞，也将构成“轮奸”（既遂），在这种情况下，被害人所受到的身心伤害与一般共同强奸犯罪相比，并没有明显的差别，被告人却将因此受到更为严厉的刑罚，因此，如果不承认“轮奸犯罪” 存在既遂与未遂之分，在司法实践中可能出现“轻罪重判”的结果，这显然与立法本意不相符合。以下通过具体案例予以说明：
[案例一] 甲男、乙男共谋强奸丙女，遂于某日傍晚将丙女诱骗至甲男家中，二人以轻微暴力及胁迫手段使丙女就范，丙女遂答应二人轮流去卧室与之发生性关系，于是，甲男先行在卧室与丙女发生性关系，随后甲男出来，乙男进卧室，但因丙女有反抗行为未能与之发生性关系。后案发；
[案例二] 丁男预谋强奸丙女，遂于某日傍晚将丙女诱骗至家中以轻微暴力及胁迫手段使丙女就范，并与之发生性关系。事毕后，戊男来找丁男发现此事，遂以让丁男去外面买烟为借口将其支走，在丁男家中强行与丙女发生了性关系。后丙女报案。
上述二案例中，甲男、乙男、丁男、戊男均构成强奸罪是毋庸置疑的，考察上述各被告人的行为，甲男、丁男、戊男的犯罪行为明显要比乙男的犯罪行为更具有社会危害性，对受害人的身心伤害也更严重，但在量刑上，按照前述的两种意见分别处理，结果就大相径庭。如果按照第一种意见，不认定[案例一]中乙男属未遂，则对其和甲男应适用《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三款第（四）项所规定的“二人以上轮奸的”，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幅度内量刑。而[案例二]中二被告人也是既遂，对其应适用《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如果上述各被告人均没有其他的法定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的情节，乙男所受到的刑罚必然要重于丁男、戊男。实践中很容易使被告人及亲属产生以下想法：强奸不成反而比强奸成的要判的重。出现这种结果，显然不是我国刑法所希望的。但是乙男如能按第二种意见处理，被认定为未遂，则其具有法定从轻、减轻的情节，其所受到的刑罚可能轻于丁男、戊男，而且在比甲男比较时，也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对其判处更轻的刑罚，这更符合“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也更利于罪犯的改造及预防犯罪。
三、从文义解释角度看，刑法并未要求“轮奸”中各被告人均符合既遂情节。
应当如何来理解《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三款第（四）项规定的轮奸情节呢？是否只要认定案件性质属于轮奸则各被告人均属既遂的情节呢？《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三款条文的具体表述是这样的：……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四）二人以上轮奸的；从该条文的语意上，我们看不出轮奸必须符合两人以上的行为人轮流强奸妇女，且行为人既遂的构成条件。也就是说，在认定被告人构成轮奸情节的同时，并不否认存在未遂情节。
实践中有意见认为：轮奸不是一种独立的犯罪。只有对独立的犯罪而言，存在犯罪的既遂、未遂等不同的完成形态。轮奸行为是强奸犯罪中的一种加重处罚情节，量刑情节只有成立与否的问题，不存在既遂、未遂等形态的问题，因此，轮奸犯罪没有未遂犯。但应当注意，轮奸这一量刑情节是由二个以上的行为人先后实施的强奸行为组合而成的，对于各行为人而言，本人的犯罪行为自然存在既遂或未遂的形态问题。这样可以正确地解决对各被告人的量刑。
上述观点可按如下表达方式具体地反映在判决中，即被告人犯强奸罪（未遂），根据《刑法》第二十三条、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三款第（四）项之规定，判处……。这样既符合法律规定，又可根据被告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对被害人的身心侵害程度正确量刑，从而做到“不枉不纵”。
综上，对轮奸犯罪中各被告人划分既遂或未遂符合刑法规定，也符合“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同时可以体现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正确对罪犯量刑，防止处罚过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