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
贵州省贵阳市人民政府
贵阳市人民政府令第２号
《贵阳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已经2013年2月25日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市长 李再勇
2013年3月21日
贵阳市人民政府令
第2号
为适应本市城市基层体制改革的需要，维护法制统一，确保政令畅通，推进依法行政，根据国务院《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经对本市现行政府规章进行集中清理，市人民政府决定修改下列政府规章的条款内容：
一、《贵阳市校园及周边治安防控和其他安全管理办法》
第四条第四款修改为：“乡（镇）人民政府、社区服务管理机构、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及个人，应当支持、配合做好校园及周边治安防控和其他安全管理的相关工作。”
二、《贵阳市城乡个人建房规划管理暂行办法》
（一）第四条第三款修改为：“国土、住房和城乡建设、环境保护、林业绿化等行政主管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社区服务管理机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协同做好本辖区内个人建房规划管理的有关工作。”
（二）第八条第（二）项修改为：“经在社区公示后出具的申请人拟建房屋情况。”
（三）第十一条第（二）项修改为：“县（市）人民政府所在镇、社区和坝子地区内每户宅基地面积不超过130平方米，其余地区不超过170平方米，建筑面积不超过320平方米。”
三、《贵阳市“门前三包”责任制管理规定》
（一）第五条第三款修改为：“ 乡（镇）人民政府、社区服务管理机构负责本辖区内‘门前三包’责任制的具体实施和日常监督工作；未设乡（镇）人民政府、社区服务管理机构的区域，由所在地的区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门前三包’责任制的具体实施和日常监督工作。”
（二）第六条修改为 ：“‘门前三包’责任范围，包括责任单位产权所有和租赁承包经营管理场所（地）的临街建筑物外立面和相应的人行道及其边沿的台阶及水沟、绿化地、空地等区域。具体范围由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社区服务管理机构确定，不能确定或者确定后有争议的，由上一级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确定。”
（三）第七条修改为：“‘门前三包’责任制，由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社区服务管理机构与责任单位签订‘门前三包’责任书和悬挂‘门前三包’管理责任牌的方式实施。”
（四）第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修改为：“配合并接受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社区服务管理机构和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五）第十条修改为：“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对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的情况进行检查，乡（镇）人民政府、社区服务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对责任单位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的日常检查与监管。对成绩突出的，予以表彰奖励；对管理不力、责任落实不到位的，及时督促整改，并予以通报批评。”
四、《贵阳市城市户外灯饰管理办法》
第四条修改为：“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是本市城市户外灯饰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统一组织城市户外灯饰设置和管理，并对城市户外灯饰管理工作进行统筹协调和监督检查。”
五、《贵阳市超期建设工程项目处置暂行规定》
（一）第一条修改为：“为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建筑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秩序，保障城市规划的顺利实施，加快超期建设工程项目的处置工作，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订本规定。”
（二）删除第十三条第（三）项后，第十三条修改为：“强制处置包括下列方式：
（一）严重影响城市景观、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的超期建设工程项目，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会同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依据《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责令有关单位和个人限期改造或者拆除；逾期未改造或者未拆除的，经市、县(市)人民政府批准，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强制拆除，并可处以罚款；
（二）严重违反城乡规划法律、法规或者经法定鉴定机构鉴定为危险建筑物并且无改造价值的超期建设工程，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等有关部门依法拆除。”
（三）删除第十四条至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
六、《贵阳市城市生活垃圾袋装管理规定》
（一）第三条修改为：“城市生活垃圾袋装管理实行分工负责制。市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城市生活垃圾袋装管理工作；区（市、县）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城市生活垃圾袋装管理工作；乡（镇）人民政府、社区服务管理机构具体组织实施；环卫部门负责城市袋装生活垃圾的收集、清运。”
（二）第十二条修改为：“对不服从管理，谩骂、殴打管理和执法人员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七、《贵阳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
（一）第六条第二款修改为：“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根据工作需要和便民原则，可以委托本辖区乡（镇）人民政府或者社区服务管理机构（以下统称‘管理机构’）受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申请和发备案证明、采集房屋租赁信息、日常检查、为租赁当事人提供服务等事务。”
（二）增加“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以费随事转的方式支付社区服务管理机构的工作报酬”作为第六条第三款。
八、 《贵阳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
第四条第三款修改为：“城乡规划、住房和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土地、公安交通、城市综合执法、交通运输等方面的行政主管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社区服务管理机构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建筑垃圾的处置管理工作。”
九、《贵阳市流动人口居住登记和居住证管理办法》
（一）第五条第二款修改为：“公安机关根据工作需要和便民原则，可以委托乡（镇）人民政府或者社区服务管理机构的流动人口管理机构（以下统称‘受理机构’）承办流动人口居住登记和居住证申请受理、信息采集、发证等辅助性工作。”
（二）增加“公安机关以费随事转的方式支付社区服务管理机构的工作报酬”作为第五条第三款。
十、《贵阳龙洞堡机场净空保护区域饲飞鸟禽管理暂行规定》
（一）第三条修改为：“本规定所称贵阳龙洞堡机场净空保护区域是指机场跑道边缘及两端半径5公里的区域，包括南明区的见龙社区服务中心和龙洞社区服务中心……。”
（二）第四条第二款修改为：“ 公安机关和民政等行政管理部门及本规定所涉及到的乡（镇）人民政府、社区服务管理机构应当按照职责，协同做好饲飞鸟禽的管理工作。”
十一、《贵阳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
第十四条修改为：“中心城区范围内的裸露泥地，应当进行绿化或者铺装。其责任人按照下列方式确定：
……
（二）居住区内的裸露泥地，由林业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乡（镇）人民政府或者业主委托物业服务企业进行绿化或者铺装；
……
（四）其他区域的裸露泥地，由土地管理部门会同当地林业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乡（镇）人民政府组织进行绿化或者铺装。”
十二、《贵阳市征兵工作暂行规定》
（一）第三条第二款修改为：“征兵期间，各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征兵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负责领导、承办本区的征兵事宜。乡（镇）人民政府、社区服务管理机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以下简称‘基层单位’），应当根据所在区下达的任务，认真办理本辖区和本单位的征集事宜。”
（二）第十二条修改为：“建立健全预征对象档案材料，填写预征对象的《目测初检表》、《病史调查表》和《政治初审表》，并由经办人签字盖章。平时由乡（镇）人民政府、社区服务管理机构管理，征兵工作前送交区兵役机关。”
十三、《贵阳市城市道路挖掘管理规定》
（一）第三条修改为：“新建、改建、扩建城市道路，市政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告，各管线单位应当同时配套建设管线。” （二）第四条修改为：“城市道路挖掘管理实行联合审批制度。由市政设施行政主管部门……。”
（三）第七条修改为：“市政设施行政主管部门每周定期牵头会同……。”
（四）第十六条修改为：“城市道路挖掘经依法批准后，市政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和……。”
（五）第二十二条修改为：“阻碍城市道路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六）第二十五条修改为：“不按规定时间完成路面恢复的，由市政设施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并且依法给予罚款。”
十四、《贵阳市城市公厕管理规定》
（一）第一条修改为：“ 为加强城市公厕管理，提高公厕管理水平，根据《贵阳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等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二）第八条修改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拆除或者损坏城市公厕。确因建设需要拆迁城市公厕，应当按照《贵阳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办理。”
（三）第十一条修改为： “有以下行为之一的，由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门依据《贵阳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四）第十二条修改为：“拒绝、阻碍环境卫生管理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十五、《贵阳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位使用权招标拍卖出让暂行规定》
（一）第四条修改为：“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规定的实施，具体组织市辖各区范围内的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位的出让工作；县（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本辖区范围内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位的出让工作。”
（二）第十二条修改为：“投标人或者竞买卖人取得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位使用权后，应当按规定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相关手续。”
十六、《贵阳市整治城市容貌环境处罚规定》
（一）第一条修改为：“为开展创建卫生城市活动，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和卫生条件，加强城市管理，净化、绿化、美化环境，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二）第三条第二款修改为：“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市容环境整治工作并具体负责组织实施本规定。”
（三）删除第三十八条。
（四）第四十四条修改为：“拒绝、阻碍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十七、《贵阳市农贸市场管理办法（试行）》
（一）第三条第二款中删除“金阳新区管委会”。
（二）第三条第三款修改为：“乡（镇）人民政府是辖区内农贸市场的管理责任单位，负责辖区内农贸市场管理的组织实施和落实。在社区范围内，商务行政部门负责具体工作，社区服务管理机构负责配合和监督工作。”
十八、《贵阳市殡葬管理实施规定》
第四条第二款修改为：“乡(镇)人民政府是辖区内殡葬管理的管理责任单位，负责辖区内殡葬管理的组织实施和落实。在社区范围内，民政行政部门负责具体工作，社区服务管理机构负责配合和监督工作。”
十九、《贵阳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暂行办法》
（一）第四条修改为：“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负责本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管理和监督工作。区（市、县）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乡(镇）人民政府、社区服务管理机构具体负责所辖区域内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管理工作，村民委员会受乡（镇）人民政府、社区服务管理机构委托承担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的日常管理和服务工作。”
（二）第十条修改为：“持有本市农业户口的农村居民家庭申请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由户主通过户籍所在地的村民委员会向乡（镇）人民政府或者社区服务管理机构提出书面申请，并附有关证明材料，由村民委员会调查核实，签署意见，报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社区服务管理机构初审后，报区（市、县）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核定。”
（三）第十一条第三款修改为：“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者社区服务管理机构按季度以货币形式发放。”
二十、《贵阳市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规定》
第十二条第二款修改为：“社区服务管理机构、居民委员、业主或其他相关单位对进入自己所管理场所的流浪乞讨人员，应当告知其向救助管理机构求助。”
二十一、《贵阳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
第九条第（三）项修改为：“生长在小街小巷、居民区、居民院落、农村集体土地上的古树名木，由乡（镇）人民政府及林业绿化行政部门负责组织管护。在社区范围内，由区（市、县）人民政府林业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建立档案和标志、划定保护范围，加强监督管理，在单位管界和私人院落内的，由单位或者住户养护。”
二十二、《贵阳市绿化管理办法》
（一）第四条第三款修改为：“区（市、县）林业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所辖区域内绿化管理工作，落实辖区内森林资源保护，组织义务植树，完成责任范围内的绿化建设和管护。”
（二）第四条第四款修改为：“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所辖区域内森林资源保护、绿化建设和管护，督促本辖区内所在单位完成义务植树任务、附属绿地的建设和管护。”
（三）增加“社区的森林资源保护、绿化建设和管护，由林业绿化行政部门具体负责，社区服务管理机构负责配合和监督工作。社区辖区范围森林资源保护工作，属于国有林的由林业绿化行政部门负责，属于集体林的由社区划定护林区，配备护林员，组织群众护林。”作为第四条第五款。
（四）删除第十条第（五）项。
二十三、《贵阳市森林防火办法》
（一） 第五条第四款修改为：“乡（镇）人民政府、社区服务管理机构、村民委员会以及森林、林木、林地的经营管理单位应当建立相应的森林防火指挥或预防组织机构，负责所辖区域内森林火灾的预防和扑救。”
（二） 第十一条第一款修改为：“乡（镇）人民政府、社区服务管理机构职责：……。”
（三） 第十一条第二款修改为：“村民委员会应当按照森林火灾应急预案和森林火灾应急处置办法的规定，在乡（镇）人民政府、社区服务管理机构的统一指挥下，做好森林火灾预防和应急处置工作。”
（四） 第十九条修改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编制森林火灾应急预案，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上一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乡（镇）人民政府、社区服务管理机构按照县级森林火灾应急预案编制森林火灾应急处置办法。”
（五） 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修改为：“乡（镇）人民政府、社区服务管理机构以及森林、林木、林地的经营管理单位应成立森林火灾半专业扑救队伍。”
二十四、《贵阳市水土保持管理办法》
（一）第六条修改为：“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辖区水土保持资源、设施的保护和管理。乡（镇）人民政府应安排专人负责水土保持工作。在社区范围内，水行政部门负责具体工作，社区服务管理机构负责配合和监督工作。”
（二）第十六条修改为：“市、区（市、县）人民政府应采取措施，加强市、区（市、县）、乡（镇）、社区服务管理机构、村（居）委会四级水土保持预防监督体系和管护体系建设。”
二十五、《贵阳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暂行规定》
第七条修改为：“卫生、文化、教育、交通、体育、商业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切实对所属单位禁止吸烟场所实施监督，社区服务管理机构、乡（镇）人民政府对所辖区域的公共场所进行监督。”
二十六、《贵阳市工读教育工作规定》
（一）第四条修改为：“学校、居委会、家庭应当关心、爱护在工读学校就读的学生，不得体罚、虐待和歧视。工读学校毕业的学生在升学、就业、参军等方面，同普通学校毕业的学生享有同等权利。”
（二）第九条修改为：“对于辍学的未成年人学生，符合送工读学校条件的，由原所在学校或居住地居委会、村委会提出，监护人同意，送工读学校接受义务教育。”
二十七、《贵阳市劳动模范管理办法》
第十一条第三款修改为：“社区服务管理机构、乡（镇）人民政府推荐的个体劳动者、农民劳动模范人选应在推荐人选所在居委会、村委会张榜公示7日后没有异议，按隶属关系逐级上报。”
二十八、《贵阳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
（一）第四条第三款修改为：“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负责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具体管理和依法审批。社区服务管理机构和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最低生活保障申请的审理。” （二）第四条第四款修改为：“社区服务管理机构受管理审批机关的委托承担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调查核实、张榜公布、日常管理、服务工作。”
（三）第七条第一款修改为：“本市持有非农业户口的城市居民申请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由户主通过户籍所在地的居民委员会向社区服务管理机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并出具有关证明材料，填写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申请表，由居民委员会调查核实，签署意见，报社区服务管理机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审理后，报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审批。”
（四）第七条第二款修改为：“居民委员会和社区服务管理机构为调查和审批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需要，可以通过入户调查，邻里访问以及信函索证等方式对申请人的家庭经济状况和实际生活水平进行调查核实。”
（五）第九条修改为：“对经批准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本市城市居民，由社区服务管理机构或者居民委员会采取适当形式以户为单位3次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任何人对不符合法定条件而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都有权向社区服务管理机构和居民委员会提出意见，经居民委员会复查、审批机关核查，情况属实的，应当立即予以纠正。”
（六）第十条第二款修改为：“居民委员会、社区服务管理机构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对享受本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城市居民的家庭收入情况定期进行核查。”
（七）第十二条第（一）项修改为：“无正当理由两次拒绝参加其所在居民委员会和社区服务管理机构的公益性社区服务劳动的”。
二十九、《贵阳市地名管理办法》
（一）第五条第七款修改为：“各乡（镇）人民政府设专职或兼职地名管理员，负责地名管理工作。
在社区范围内，民政部门负责地名管理工作。”
（二）第六条第（四）项修改为：“全市乡（镇）、社区、居民区、街、路、巷和建筑物名称不得重名；一个县（区、市）内的建制村、自然村名称不得重名。其余同一个县级行政区划内的人民政府不驻在同一城镇的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名称，其专名不得相同”。
（三）第六条第（五）项修改为：“乡（镇）、社区一般以乡（镇）人民政府驻地居民点和社区服务管理机构所在街、路、巷名称命名”。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本次修改的29件政府规章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每一件政府规章的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重新公布。
试论民事证明责任的法律性质
奚玮
（安徽师范大学 经济法政学院法律系，安徽 芜湖 241000）
关键词：提供证据责任；证明责任；负担
摘 要：提供证据责任与证明责任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将二者罗列在一个“举证责任”概念之下，并从提供证据的立场把握证明责任的法律性质是难以解决问题的。考察举证责任制度的历史沿革，可以看出两大法系的举证责任理论都承认在举证责任的不同解释中证明责任为其本质，证明责任的法律性质应为负担，是当案件事实于最后仍真伪不明时，一方当事人所承担的不利后果。
一、证明责任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是举证责任概念。古罗马法上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学者们概括的五句话中,即:“原告不举证证明,被告即获胜诉”;“为主张之人有证明义务，为否定之人则无之”；“事物之性质上，否定之人无须证明”；“原告对于其诉，以及以其诉请求之权利，须举证证明之”；“若提出抗辩，则就其抗辩有举证之必要”[1] 。依照上述用语，那时所讲的举证责任，仅指当事人提出主张后必须向法院提供证据的义务。后来德国继受了罗马法上举证责任的概念，但也仅指证据提出的责任，当所争事实于最后仍真伪不明时，其判决或依人格的优劣以定胜负，或对不提出证据者为不利判决，甚至出现回避裁判的情况不一而足。纵观在德国民事诉讼法制定之初，依然残存着依宣誓制度以断是非的现象。 [2]
在举证责任理论发展的前期阶段，学者们都是从提供证据责任立场把握举证责任的本质，对举证责任的解释就一直为主观举证责任（又称行为责任，立证责任，形式上的举证责任，证据提出责任）。对这种传统观念最先提出挑战的是德国法学家尤理乌斯.格拉查(Julius Glaser)。他在1883年发表的专著《刑事诉讼导论》中首次提出客观举证责任的概念（又称结果责任，实质上的举证责任，确定责任，证明责任），把审理案件时争议事实真伪不明状态与法院在此情况下如何适用实体法联系起来，并以此为基点分析举证责任。他认为：真伪不明是案件审理过程中客观存在的一种状态，它与当事人的提供证据活动没有必然联系，是由案件事实本身的客观情况决定的。在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法官仍然要作出裁判，这时必须确定由哪一方当事人负担事实真伪不明的不利后果，这就是举证责任的实质，即由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负担败诉的后果。
证明责任的提出，突破了传统的举证责任概念的樊篱，提高了举证责任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且宣告了诸如宣誓这样的证据外的制度的终结。
继尤理乌斯.格拉查(Julius Glaser)提出证明责任的概念之后，罗森贝克和莱昂哈德两位德国学者相继著书立说，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证明责任的理论，使之很快成为德国民诉理论界的通说。经过日本学者峙本朗昭博士所著其博士论文《举证责任的分配》的介绍，很快传到了日本，成为日本学者奉行的通说。但是，证明责任成为通说，并不意味着证据提出责任的概念为证明责任所替代，而仅指在举证责任这个大概念下，又出现了证明责任这一层含义。[3] 目前，大陆法系国家通常在司法解释中阐释证明责任与提供证据责任的区别。
英美学者一般认为，举证责任概念的含义有两个：一个叫证明负担(burden of proof)，另一个叫举证负担(burden of production)。《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301条首次以制定法的形式将举证责任区分为证明负担和举证负担。证明负担和举证负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是当事人需要承担的两种独立的诉讼责任。证明负担又称说服负担（burden of persuasion），是指当事人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结果，能够说服事实认定者(陪审团或没有陪审团审判时的法官)，对该责任的负担者作出有利的认定。否则，如果需加以证明的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对该事实具有说服负担的当事人则承担由此而生的败诉后果。
举证负担又称提供证据负担（burden of producing evidence），是指不管是哪一方对争执的事实负担证明责任，双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均应当根据诉讼进行的状态，就其主张或者反驳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如果主张的事实提出后，主张者不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法官则拒绝将该事实提交陪审团审理，对方当事人也没有反驳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法官便将该事实作为法律问题加以处理，决定主张者负担败诉后果。如果主张者就事实主张提供了证据加以证明，对方当事人就产生了提供证据加以反驳的义务。对方当事人如果不提供证据加以反驳，那就等于表明他对所争执的事实没有争议。在这种情况下，法官把这种没有争议的事实作为法律问题，可以对不提供证据一方当事人作出败诉的判决。只有在主张事实的一方当事人提供证据后对方当事人也提供了证据加以反驳，从而使该事实形成了争议，法官才决定将该事实提交给陪审团审理。所以，这种提供证据责任在双方当事人之间是转移的，即原告提出证据证明之后就转到被告，被告也要提出证据表态。
两大法系的证明责任理论虽有着形式上的差异，但本质上是一致的。两者都承认在举证责任的不同解释中证明责任或说服负担为其本质，其存在意义在于防止法官拒绝裁判现象的发生，在具体的诉讼过程中不发生倒置、转换或转移；而提供证据责任则是举证责任的派生或非本质性方面，可以在诉讼过程中发生转换或转移。[4]
二、我国关于民事证明责任的理论观点
我国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均未提及证明责任或举证责任这个概念，只有行政诉讼法第32条提到了“举证责任”一词。但是该条文并未解释举证责任所包含的意思。其含义只能由学理基于立法规定及诉讼规律，并参照国际惯例加以解释。
当前我国诉讼法学界，关于民事举证责任的含义，概括起来共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举证责任就是当事人对所主张的事实，负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至于当事人是否承担不利诉讼后果与举证责任并无直接关系。这种观点偏重于当事人的提供证据行为方面，而不顾及举证责任和诉讼后果之间的连接，因而称之为行为责任说。
第二种观点认为，举证责任包括双重含义：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与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前者指当事人对所主张的事实负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后者指在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主张该事实的当事人所承担的不利诉讼后果。由于这种观点将举证责任与诉讼后果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行为与后果两个方面对举证责任加以解释，因而称之为双重含义说。
第三种观点认为，举证责任就是由法律预先规定，在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一方当事人所承担的不利诉讼后果。这种观点侧重于解决当案件事实于最终仍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判决何方当事人承担不利诉讼后果，因而称之为结果责任说。
笔者认为，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举证责任是一个总的概念，它又可以分为提供证据责任（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和证明责任（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举证责任在一般情况下兼指两者，但有时也可能仅指其中一种含义，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根据具体情况来明确它的特定含义。尽管在案件事实发生争议时，负担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在诉讼中总是负担着首先提供证据的责任，当事人也可以通过努力提供证据来避免承担不利诉讼后果，但二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证明责任并不是当事人不尽提供证据责任而承担的责任。在民事诉讼中，即使当事人对其主张的事实不提供证据或提供不出充分证据，但对方当事人承认或法院调查收集到充分证据从而使法院能对案件事实的真伪情况作出明确判断时，当事人就不承担证明责任。提供证据责任与证明责任在承担责任的原因和条件、责任发生的时间、责任转移与否、能否由双方当事人负担、能否预先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分配、能否由代理人承担、能否强化等方面有着本质上的差异，[5]硬是将二者罗列在一个“举证责任”概念之下是不妥当的，也容易造成逻辑上的混乱。将二者分开来解释，搞清楚它们的区别，使事实回到本来面目上去，对于解决理论和实践方面许多问题都有重要意义。一是有利于明确证明责任的本质属性。如果混淆了提供证据责任与证明责任的界限，忽略了证明责任的本质是一方当事人在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负担裁判上的不利后果，必然导致在审判实践中，当事人严重依赖法院，法院收集证据代替当事人提供证据，案件往往由于证据不足迟迟不能判决，法院工作陷入严重被动，办案效率与质量难以提高。二是有利于正确地理解提供证据责任与证明责任这两个术语的特定含义，指导司法实际工作，规范当事人提供证据的活动以及应承担的证明责任，在败诉后，服判息讼。当事人在诉讼中虽然都要提出证据，但负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与不负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在性质上是不同的。负担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依照证明责任所提出的证据是本证。不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为否定对方当事人所主张并已有证据进行证明的事实，或者为抵销本证的证据力而提出证明与对方当事人主张的事实相反的事实的证据，称为反证。在证明的程度上，本证要比反证的要求高。本证必须完成对案件事实真相的证明才能免受不利判决。如果本证仅使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那么法院仍应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不利诉讼后果仍应由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而反证的目的在于推翻或削弱本证的证据力，使本证的待证事实陷入真伪不明的状态，即可达到提出反证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如果依职权不能调查收集到必要的证据查明案件事实真相，应依证明责任的分配规则，判定待证事实真伪不明，其不利后果仍应由提出本证的一方当事人负担。
三、民事证明责任的含义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证明责任是指当作为法院裁判基础的案件事实在诉讼中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当事人一方因法院不能认定这一事实而承受的不利于自己的法律后果的负担。民事诉讼设置证明责任的目的，在于当案件事实真伪最终无法确定时，为法院如何裁判设定一种规则——谁对该事实负证明责任，就将由此而引起的不利诉讼后果判归谁负担。在民事诉讼中，法院要依据相关的实体法规定来裁判当事人主张的权利或法律关系是否存在，而这种裁判又必须借助对一定案件事实存在与否的判断来完成。但是，从认识论角度出发，无论是辩论主义还是职权调查主义下，民事诉讼中都难免出现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情形。虽然法院对事实的真伪无法作出认定，但不能以此为理由而拒绝对案件作出裁判，这是由司法最终裁决原则所决定的。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法院应当假定该事实存在，还是应当假定其不存在，这是作出裁判前必须作出的选择。显然，单靠证据本身已无法解决这一问题。解决这一棘手问题的唯一可行的方法是设置证明责任，即法律或者法院预先依据一定的标准将案件事实的证明责任分配于双方当事人。在具体诉讼中，如果该事实因存在某种原因而无需证明或者通过当事人提供证据或人民法院查证活动已经被证明，法院就无需借助证明责任下裁判；如果该事实未被证明，仍然处于真伪不明状态，就需要按照预先设定的证明责任，将不利的诉讼结果判归一方当事人负担。
证明责任的含义表现在如下方面：第一，证明责任是当事人在作为裁判基础的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所承担的责任。唯有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才能引起证明责任的适用。将案件事实真伪不明作为承担证明责任的理由是：根据司法三段论，法律为大前提，案件事实为小前提，据此作出的判决即为结论。案件事实为存在，法律构成要件即发生法律效力，法官应裁判适用该项法律；反之，则裁判不适用该项法律。“在无法查明某一事实是否存在时，规定该事实要件的法规当然无从适用，由此因适用该法规而带来的法律效果也就不可能产生”。[6]因此当判断发生特定法律效果所必要的案件事实存在与否无法认定时，法官为使裁判成为可能，只能假定该事实存在或不存在并以此为基础，作出产生或不产生相应法律效果的判决，这只能依靠证明责任制度加以解决，让负担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利诉讼后果。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是诉讼中难免出现的一种客观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进行裁判，证明责任就必然发生，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证明责任才有实际意义，如果案件事实真伪十分明确，谁负证明责任对于案件的处理都没有价值。第二，证明责任的适用条件是案件事实未被证明，而不是当事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责任是在事实没有得到证明或没有证明时所承担的一种责任，而不是因为当事人没有提出证据所要承担的一种责任，也就是说不是应进行证明活动所附带的一种责任”。[7]在民事诉讼中，即使当事人对案件事实未能充分履行提供证据责任，或提供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案件事实，但对方当事人承认或法院调查收集到充分证据从而使法院能对案件事实的真伪情况作出明确判断时，案件事实真伪分明，这时就不发生证明责任。第三，证明责任是一方当事人承担的责任。一项事实主张，只会产生一个证明责任。对同一案件事实真伪不明引起的不利后果只能由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可能由双方当事人承担。诉讼的胜败可能是按比例的，即双方当事人各有胜负，但具体到某一个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所致的不利后果只能由一方当事人承担。具体由谁承担则是证明责任分配问题。当我们说民事诉讼中的双方当事人都负担证明责任时，是指他们对不同的案件事实负有证明责任，即原告对一些事实负有证明责任，被告对另一些事实负有证明责任。第四，证明责任的性质是法定的不利诉讼后果负担。第五，法院在民事诉讼中不承担证明责任。尽管人民法院在特定情形下也要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和运用自己收集的证据，但由于证明责任不是指收集和提供证据的行为责任，而是当事人在作为裁判基础的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承担的不利后果，因而不能据此认为人民法院也承担证明责任。人民法院只是根据实体法和程序法规定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将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裁判由一方当事人承担。
四、从证明责任的本质看证明责任的法律性质
在我国诉讼法学界，对证明责任的法律性质向来众说纷纭，概括起来具有以下几种学说：1、权利说，认为证明责任是当事人的一项权利；2、义务说，认为证明责任是当事人的一项义务；3、权利义务说，认为证明责任既是当事人的一项权利，又是当事人的一项义务；4、需要说，认为证明责任是证明案件事实的需要；5、败诉危险负担说，认为证明责任的性质为负担败诉的危险;6、负担说，认为证明责任是当案件事实于最后仍真伪不明时，一方当事人承担的不利后果。
笔者认为，对证明责任的法律性质的研究，不能离开证明责任的本质。证明责任的本质是当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一方当事人所承担的不利诉讼结果。在诉讼法学界长期以来对证明责任法律性质认识上出现的观点分歧，其根本原因正在于对证明责任的本质认识有所不同。除了败诉危险负担说和负担说侧重于从结果责任上来认定证明责任的法律性质以外，其他各种学说基本上都混淆了提供证据责任与证明责任的区别，都是从提供证据责任的角度来认识证明责任的性质，都是试图通过回答当事人为何要负担提供证据责任和法律为何要求当事人提供证据来对证明责任的法律性质加以认定。因此，权利说、义务说、权利义务说、需要说都是值得商榷的。证明责任的性质应为负担，是当事实于最后仍真伪不明时，一方当事人所负担的不利后果。败诉危险负担说称证明责任的性质为负担败诉风险，实有不妥。在当事人因起诉而引起诉讼程序开始时，证明责任自然随之而产生，只不过在诉讼终结之前对特定的一方当事人来说尚处于一种未然状态。避免败诉风险是当事人提供证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的目的，证明责任负担的是败诉这一不利后果，此时的负担已不是风险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不利后果，风险不过是一种可能性而已。[8]另外，从证据法设置证明责任制度的目的来看，主要是着眼于解决当出现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状态时，法院应当如何作出裁判，即将不利诉讼后果确定其最终归宿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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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亚新等译）[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7]张卫平.程序公正实现中的冲突与衡平--外国民事诉讼法引论[M]成都:成都出版社,1993.
[8]单云涛.民事举证责任若干问题研究[J]政法论坛,1992,(2).
（作者简介：奚玮（1968--），男，安徽芜湖人，安徽师范大学经济法政学院法律系讲师，法学硕士,主要从事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研究，已在《政治与法律》、《人民检察》、《河北法学》、《人民法院报》、《检察日报》、《中国律师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法学论文30余篇。）
（原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