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私法根本价值所在”之意思自治原则
齐 汇 清华大学法学院
引言
意思自治原则是民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在漫长的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先前由于受森严的封建身份等级制度和宗教势力之影响，意思自治只是一种商品流通过程中理想化的观念。此原则作为一项法律原则却是迟至近世民法才得以确立。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是其经济理论的根据，18世纪至19世纪的理性哲学是其哲学基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其经济基础。1 意思自治原则在立法上首见于《法国民法典》，从二十世纪，资本主义进入了垄断阶段，基于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带来的种种压力，国家对于绝对化之意思自治理念加以干预。《德国民法典》对于其“私法自治”之原则进行了新的理解与阐释。实现了所谓之“个人本位”让位于“社会本位”。但是，意思自治作为私法领域中之核心原则不但没有“没落”与“消亡”，反而促使人们对其展开了新一轮之思考。在信息与网络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发现在拟制与现实相交错的空间中，越来越多的新生的侵权方式正阻碍和扰乱着人类社会的前进与正常秩序。这自然的引发了我们对于传统私法原则理念的反思，私权神圣与意思自治，在网络与知识经济发展的今天，等待着人们最新一轮的论战与重新定义。
关键词
意思自治原则 意思表示 合同自由原则
正文
????? 一、意思自治原则之概述
对意思自治之理解，不同的学者对其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有的学者认为意思自治原则是指民事主体在进行民事活动时意志独立，自由和行为自主，即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时，以自己的真实意思来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根据自己的意愿来设立，变更和终止民事法律关系。2有的学者认为意思自治原则之核心是合同自由原则。其指参加民事活动的当事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享有完全的自由，按照自己的自由意思决定缔结合同关系，为自己设定权利或对他人承担义务，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干涉。3德国学者将意思自治称为“私法自治”他们认为意思自治乃法律制度赋予并确保每个人都具有在一定的范围内，通过法律行为特别是合同来调整相互之间关系的可能性。4第一种认识主要是从行为主体之意思出发，强调表意人表意的充分，完整无瑕疵；第二种理解与第三种理解有共通之处，既已一定范围内自由之限制，但其又有区别。区别在于，第二种认识强调行为人在一定范围内之完全自由。第三种认识只是将这种自由视为一种合意之可能性。
意思自治原则在现行法律上的根据，首先是民法通则第四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其次是合同法第四条：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再次，在民通与各民事基本法中，法律对于意思自治原则也从不同之角度进行为规定，进而形成了民法的这一基本理念与原则。
意思自治原则的存在与实现，以平等原则的存在和实现为前提，并由此派生出新的民法的基本原则。在民法原则的体系中，最为首要的是私权神圣原则，正因为每一个民事主体的私权神圣，才致使他们在交往过程中具有平等主体地位。而正是由于主体地位平等，才有不同民事主体在意志上的独立，任何一方当事人才不受他方意志支配，才能实现意思自治。随着私权神圣和意思自治的超度发展，给社会结构与体系带来了诸多不利因素。由此人们以交易行为中的诚实信用，合乎公序良俗与禁止权利滥用之新型民法原则对私权神圣与意思自治加以限制。从而使整个民法原则之体系内部达到了一种权利制衡之理想状态，共同支撑与构建民法理论之庞杂体系。
二、意思自治之发展及演进过程
在古代希腊与罗马法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城邦之建立，在一定之地域范围内，孕育了市民社会的雏形。但此时并未形成真正的近代民法意义上之市民社会，这种城邦中的市民社会之雏形是建立在奴隶制生产关系基础之上的社会形态，奴隶仍然为法律关系的客体，没有形成每个人都为独立个体的社会关系状态。在后来的封建社会，宗教占支配地位，宗教权利与政治权利同等支配人们。在欧洲中世纪，教会的力量甚至超过了政治力量。中国虽然没有实质意义上的宗教，但“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此不得与民变革者也”、“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封建等级和礼教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在封建社会里每个人都依附于另外一种力量，个人处于受支配的地位。只有国王和教皇不受支配。所以封建社会并不存在独立、平等的主体，也更不可能产生平等市民社会的社会关系形态。封建社会既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刑法，也无民法，只有一个法即封建法。5在前述两种社会形态中，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更无意思自治之理论原则。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人类进入了契约社会。英国著名法学家梅因曾就此讲过一句话：“我们可以说，直到现在，进步的、社会的发展就是由身份到契约的过程”。随着平等、自由观念的产生和农民逐步从土地上得以解放，渐渐地形成了近代市民社会，民法也随之诞生。在不完整市民社会之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意思自治以一种自然之人类理性存于世间，成为市民社会交易主体的一种意识与观念。但意思自治原则首先提出还得上溯自法国民法典的诞生。法国大革命以自由，平等和博爱为当时立法之三大原则，因此由专制政体而变成立宪政体，由罪刑擅断主义而变为罪刑法定主义。然由此而产生之法律，偏重与个人主义。61789年的《人权宣言》，极端表示天赋人权，以为神圣不可侵犯。1804年之《拿破仑法典》，极端尊重个人之自由，因此演成四个原则：（1）意思自治之原则；（2）契约自由之原则；（3）责任基于过失而生之思想；（4）所有权不可侵犯。7《拿破仑法典》与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相适应。由于过分强调民事主体行为自主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终于导致了周期性经济危机和垄断的出现。自19世纪末至今，法律发生了一些原则性的变化，并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型，也自发的进行了一些内在的调整。这种变化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其一，在德国民法典中规定：不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德国民法典》第226条）废去自由放任主义，而代以国家干预主义；其二，强制行使权利，即权利的义务性。德国《魏玛宪法》（1919）确定“所有权包含义务”，首创此例。随着法律对所有权的限制，对合同自由的限制，租赁权的物权化，人权运动的发展，商事活动的日益公法化，法律由个人主义渐趋于社会主义，由权利本位渐趋于社会本位。一些学者称之为法律社会化。
在我国，自1949年之后因经济体制、政治体制走上了一条与资本主义各国不同的道路，导致合同制度与合同自由的原则和思想在立法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也随之经历了颇为曲折的发展变化过程，这种变化和当时对待法制的态度是一致的。8 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和后来的《经济合同法》虽然在其原则之中对合同自由（契约自由、意思自治）作了简单而抽象的规定，但总的来说还是限制太多，强制性的要求太多，不能充分体现私法所应当具有的实质要求和精神所在。直到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颁布和相关不和时宜的旧条款的废除，才在合同的订立、变更、履行、解除以及违约责任方面作了比较详细的规定，合同自由、意思自治等民法的基本原则和私法应有的立法精神才得以确定，但在实施的过程之中还存在着大量的问题。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意思自治原则在一定范围内受到了国家干预的限制，经济法，劳动法，环境保护法之出台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阻隔私权神圣与意思自治之洪水泛滥的作用，但其作为民法传统理念中一条最基本的原则，其在私法中之地位是不可动摇的。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曾经否认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合同自由）。由于此理论和制度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作保障，因此新中国走过了“一段最黑暗的时期”。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意思自治之原则在改革开放后陆续颁布民事立法中得以体现，并以“自愿原则”写入民法通则第一章之基本原则之中。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相关法律也不够健全，所以笔者认为在现阶段强调在交易过程中的意思自治原则是中国法治的应然与实然。
三、意思表示有瑕疵及其民法救济
意思自治之核心组成部分乃意思表示。意思表示，是指表意人向他人发出表示，表意人据此向他人表明，根据其意思，某项特定的法律后果（或一系列法律后果）应该发出并产生效力。9意思自治之前提是当事人双方平等自愿的将各自内心真实意思充分表达于外部，及意思表示完整而真实。当事人各种内在或外在原因，使得“意思”与“表示”不相一致时，则可能导致主体平等地位之丧失与交易安全之破坏。我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三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民事行为无效”。
（1）诈欺
诈欺是指通过夸耀，虚假事实或者隐瞒事实真相，故意亦即有意引起或某种错误，以达到影响被诈欺人决策之目的。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之司法解释：“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当事人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事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的，可认定为欺诈行为”。客观上诈欺人须有欺骗他人之行为，诈欺行为有背于诚实信用与公序良俗之程度，因诈欺而使表意人陷入错误，且此表意人因此错误而为意思表示。主观上诈欺人有诈欺之故意，诈欺人有意思能力。具备以上六点，便构成诈欺。诈欺本质上说，是加害人在思想意识或精神领域对被诈欺人的自由的一种限制。这种精神和意志上的限制在一定的程度上就构成了对被诈欺人意思自治的侵犯，是民事主体意思自治不能的一种具体表现。
（2）胁迫
因胁迫而为的意思表示是表意人因他人之胁迫而内心产生恐怖之念而为的意思表示。本质上说胁迫是指向被胁迫人预示某种不利情况；在被胁迫人看来，胁迫人有能力使这种不利情况发生，而且如果被胁迫人不发出对方所希望发出的某种表示，胁迫人也一定会促使这种不利情况的发生。10笔者认为，胁迫人之意图在于以某种警示，要挟使被胁迫人之内心产生对胁迫人假设之事实情节的成就产生恐惧，是被胁迫人处于内心中矛盾之两害境地，经过被胁迫人之权衡，最终在两害之中选择胁迫人期望实现之表示，从而避免被胁迫人遭受胁迫人假设之事实情节成就之侵害。
（3）乘人之危
乘人之危是指行为人利用当事人的急迫需要或危难处境，迫使其违背本意接受于其非常不利的条件的现象。11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其为无效之民事法律行为。《合同法》则规定，如对有急迫需要或处于危难处境的当事人有损害的，可以撤销合同。后者是在权利主体之权利受到侵害以后，赋予其一种救济方式可选择性之意思自治，是意思自治原则在民法中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以上三种意思表示中的瑕疵为最常见的三种类型，其共同特点是对于当事人意思表示的自由造成了一定的限制与侵害，本质上即表意与自治相分离。当表意人受因诈欺或胁迫或乘人之危而遭受损失时，往往形成表意人撤销合同或要求赔偿之请求权，而相对方之责任大多数的情况下是一种合同缔约过程中的过失责任，如有加害给付之要件，则构成侵权，应承担损害赔偿之责任。但往往这些行为有时并不都是有害于表意人的，反而随着市场行情的变更而转向有利于表意人之一面，如果将“无效”之范围确定太广，同样也不利于保护表意人之利益。我国民通将无效民事法律行为的范围规定过于宽泛，在善意第三人不知情之情况下，往往对其造成伤害，不利于保障交易安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建议我国在不远的将来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之中，适当考虑到上述情形。改“无效”为“可撤销”，以体现意思自治的经典民法理论，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客观要求。
四、一点新的思考
人是一种具有社会共性的高级动物，是生活在同他人不断交往之中。人之所以成其为人，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是其能独立的思考，并决定其前往的方向。正基于此，每一个人都需要意思自治，只有这样他才能在自己的切身事物上自由的作出决定，表达其充分而真实的想法，并以自己的支配物来承担由此可能引发的责任。一个人也只有做到充分的意思自自治，才能充分地发展其人格，维护其尊严与上帝赋予其与生具来之力量。
意思自治虽然在其发展与演进之过程中，经历了诸多曲折与挑战，但其在整个私法领域中的核心地位却始终没有被动摇。可以说，没有主体之意思自治，就没有私法之存在与发展。意思自治是私法之最大特点，也是其核心内容。从理论上讲，私权神圣建立了私法领域之总体框架与基本理念，在这种理念的作用下，使得每一个主体间的地位发生的一种纯自然与理性之格式化，即主体平等。由此两种基本理念的存在，直接导致了意思自治原则的产生。前二者是近现代法律精神的体现，虽然它们也是私法之核心，但却不能言其为私法之最大特色。私权神圣与主体平等犹如地球之臭氧层一样，将公权阳光之强烈照射阻隔于私权领域之外。而意思自治者，犹如地球上之诸山川，河流，草木，虫鱼鸟兽，构成了地球生态圈的一个整体生态环境。意思自治是私法之灵魂，是私法具有生命的根本原因，是私法长盛不衰的有利保证。而后来陆续产生的诚实信用，公序良俗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与其说是对意思自治之反对，还不如说是对其的有力补充，是新时期对意思自治原则的一种新的理解与阐释。现代法治的存在与发展的整体形态是一种类似于“人”字形之结构。在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极力的强调私权神圣，使得人字结构之一方过于强大，最终导致法治的失衡。在后来的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阶段，人们为了极力的消除这种失衡的影响，通过各式各样的立法从而逐步地确定了诚实信用，公序良俗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对意思自治加以制衡。从而共同构建私法体系之和谐与稳定之结构。可众所周知，中国书法中的人字并非完全对称。其长者应为传统民法理论中之经典原理，即私权神圣，主体平等与意思自治；其短者应为近代衍生而出的诚实信用，公序良俗和禁止权利滥用之三大原则，形成对经典原则理论的补充与完善。而意思自治则为“人”字之顶尖。意思自治是经典理论中最具体，最灵动的体现，私权神圣和主体平等是其理论的奠基石，而近世诚实信用，公序良俗和禁止权利滥用之三大原则是对其进行的新的阐释与制衡。由此意思自治原则成为了民法原则中承前启后的连接点，成为了整个私法之中心 。
由于现代法律之中对于当事人意思自治、合同自由原则的限制在逐渐的增多，古典的合同自由原则似乎已经失去了其往日的光彩，“虽然合同自由的大旗仍然可以高高地升起来，••••••但是在今天，由于时代的变迁这面大旗已经缩小得可怜得皱巴巴的了。” 12针对古典的合同自由在现代社会中所发生的变化，有人惊呼合同自由、意思自治已经“衰落”、“死亡”了，13 或者认为“十九世纪的合同自由思想在二十一世纪未必能起到作用”14而笔者认为这些理解和认识还是存在继续探讨和研究的余地的。其一，意思自治的传统民法原则在当今市场经济与政治发展的影响下必然会产生一些新的变化，这即使事物发展与变化的应然同时也是实然；其二，意思自治的私法原则虽然在国家宏观干涉和私法公法化、私法社会化等趋势的影响下，起发生了某种形式上的变化，但应该认识到这种变化只是一种表面的变化，而非实质的改变。这种变化并不能从根本上动 摇契约自由原则（意思自治原则）在合同法乃至整个私法中的核心地位。15况且，现代经济法，劳动法，环境资源保护法等现代法律只是对在日常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利用自己的某种优势地位，从而以意思自治原则为外衣，伪装其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但并不禁止强者利用其优势地位谋求其自身发展的合法利益。因此“所谓契约自由的限制，不应表面化理解为就是限制契约自由，而应解释为对那种异化的契约自由的限制，也即限制优者强者胜者的单方面的契约自由，限制他们支配劣者弱者败者的自由，这种限制实质上是创立了人们的平等地位，平衡了人们的缔约能力从而真正的实现了契约自由（意思自治）。”16由此可见，单方面说意思自治原则、合同自由原则已经“衰落”、“死亡”的理论是有偏颇之处的，正如德国学者罗伯特•霍恩说：“也许，契约自由就像一块狩猎保护地，在这里，人们竭尽全力减少外来的危险，以使这一区域内的动物能够自由生活和自谋生存；但对于将来来说，仍然有一个问题，这就是，能否把这一边界划得使其中的居民在里面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17但同时，也正是由于这种限制或者说对抗性质的法律与民法原有基本原则的冲突与对峙，才使得法律自身在发展中不断的完善与进步。现代社会随着网络通讯技术的发展，人们的个人隐私与所期望的个人宁静空间已经越来越少。人们的私域之源在强烈的政治力量，媒体力量，网络信息力量三大太阳之光的照射下，已近干涸。笔者认为，在信息化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意思自治乃捍卫私域之最基本最原则性的武器。固然我们要禁止权利滥用，但意思自治在私权体系中占有核心与源头之地位，不可动摇。捍卫意思自治，捍卫私权，捍卫自然理性之赋予每一个人生存与发展的狭小空间。
在此要谈到的是，笔者所期望的私法自治原则的保留与发展并非一种顽固的机械的保留与发展，而是在不断的对抗与反思中谋求自身内部逻辑结构与外部实体运用的和谐发展前进。法律只有通过对自身的不断调整和解释，才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意思自治的私法原则在社会主义法制的大环境中才能日益成熟，谋求更大的发展。
尾注：（1）参见崔建远主编《新合同法原理与案例评释》22页；
（2）马俊驹 余延满 著《民法原论》59页；
（3）梁慧星 著《民法总论》49页；
（4）[德]卡尔.拉伦茨 著《德国民法通论》54页；
（5）谢怀轼 著《外国民商法精要》法律出版社5页；
（6）史尚宽 著《民法总论》67页；
（7）史尚宽 著《民法总论》67页；
（8）高鸿钧 等著《法治：理念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78页；
（9）[德]卡尔.拉伦茨 著《德国民法通论》450页；
（10）[德]卡尔.拉伦茨 著《德国民法通论》546页；
（11）王利明 主编《民法》106页。
（12）康拉德•茨威格特、海因•克茨：《合同法中的自由与强制》孙宪忠译，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9卷）法律出版社1998第362页；
(13) Patrik S Atiyah, The rise and Fall of Freedom of Contract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79.p.716.转引自高鸿钧等著 法制：理念与制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P309；
(14)Grant Gilmore, ”Introduction to Havighurst’s Limitations upon Freedom of contract” Arizona State Law Journal 1979 ,pp165,166; 转引自高鸿钧等著 法制：理念与制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P351；
（15）高鸿钧 等著《法治：理念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351页；
（16）邱本《从契约到人权》，载 《法学研究》1998（6）第38页；
（17）罗伯特•霍恩等：《德国民商法导论》，楚建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6 第64页。
江苏省法律援助条例（修订）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
江苏省法律援助条例（修订）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经济困难的公民平等地获得法律服务和法律保护，促进和规范法律援助活动，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法律援助，是指经济困难的公民和特殊案件的当事人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本条例获得的咨询、代理、刑事辩护等无偿法律服务。
本条例所称法律援助人员，是指受法律援助机构指派或者安排承办法律援助事项的律师等法律服务从业人员以及法律援助志愿者。
第三条 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第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监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法律援助工作。
第五条 省、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确定法律援助机构。
法律援助机构负责受理、审查法律援助申请，指派或者安排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法律援助事项，负责法律援助资金的使用和管理。
第六条 支持和鼓励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
高等院校参与法律援助活动，利用自身资源设立法律援助的组织，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
支持和鼓励其他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活动。
支持和鼓励律师及其他法律专业人员自愿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
第七条 律师事务所等法律服务执业机构及其法律服务从业人员应当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
具有法律业务知识和专业特长的人员可以注册为法律援助志愿者参加法律援助活动。
第八条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其他组织和个人应当支持、配合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开展法律援助工作。
第九条 对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成绩突出的组织和个人，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法律援助的范围
第十条 公民对于下列需要代理的事项，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一）请求国家赔偿的；
（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三）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
（四）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
（五）请求支付劳动报酬或者因劳动关系请求经济补偿、赔偿的；
（六）因身体遭受严重损害请求赔偿的；
（七）因遭受家庭暴力、虐待或者遗弃要求变更或者解除收养、监护关系的；
（八）因遭受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对方重婚或者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受害方要求离婚的；
（九）国家和省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十一条 刑事诉讼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一）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
（二）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
（三）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和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
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为其提供法律援助，并无需进行经济状况审查：
（一）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其指定辩护的；
（二）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其指定辩护的；
（三）主张因见义勇为或者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而产生的民事权益的。
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
第十三条 本条例所称公民经济困难的标准，按照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执行。
设区的市人民政府为扩大受援人范围，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调整公民获得法律援助的经济困难标准。
申请人住所地与受理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所在地的经济困难标准不一致的，按照受理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所在地的经济困难标准执行。
申请人因遭遇突发性事件造成经济困难的，由法律援助机构根据申请人家庭经济状况审查认定。
第十四条 申请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认定其经济困难无能力承担法律服务费用：
（一）农村“五保”对象；
（二）社会福利机构中由政府供养的人员；
（三）无固定生活来源的重度残疾人；
（四）正在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人员；
（五）领取设区的市、县（市）总工会发放的特困证的职工；
（六）依靠抚恤金生活的人员；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人员。
第三章法律援助的申请和审查
第十五条 法律援助申请人为诉讼案件和其他法律事项中的当事人。
申请人被限制人身自由的，申请人的近亲属可以代为申请。
申请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由其法定代理人代为申请。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与其法定代理人之间发生诉讼或者存在其他利益冲突时需要法律援助的，由与该争议事项无利害关系的其他法定代理人代为申请。
第十六条 非指定的刑事辩护法律援助和诉讼代理的法律援助，由申请人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的同级司法行政部门主管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非诉讼事务的法律援助，除国家另有规定外，由申请人向其住所地、事由发生地或者争议处理机关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第十七条 对于法律援助申请，两个以上法律援助机构都有权受理的，申请人可以向其中一个法律援助机构申请。申请人向两个以上法律援助机构提出法律援助申请的，由最初收到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法律援助机构之间就受理申请发生争议时，由共同的上一级司法行政部门决定。
第十八条 公民获得法律援助，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有合理的请求及事实依据；
（二）请求事项属于法律援助范围；
（三）因经济困难无能力承担法律服务费用，或者符合本条例第十二条 第一款规定
的情形。
第十九条 公民申请代理、刑事辩护的法律援助，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交下列材料：
（一）居民身份证、户籍证明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证明；
（二）与所申请法律援助事项有关的材料；
（三）经济状况证明或者属于本条例第十四条 规定人员的证明。
第二十条 经济状况证明由申请人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出具。
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收到公民请求出具经济状况证明的申请后，对符合条件的，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出具证明；不出具证明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经济状况证明应当如实载明申请人家庭人口、劳动能力、就业状况、家庭财产、家庭月（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来源、生活变故等详细情况。
第二十一条 法律援助机构对申请人提出的法律援助申请，应当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一）申请人按照第十九条 的规定提交申请材料，并且请求事项属于法律援助范围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接受申请材料，并向申请人出具接收清单。
（二）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应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或者要求申请人作出必要的说明；申请人未按照法律援助机构的要求补正或者说明的，视为撤回申请。
（三）申请人的请求不属于本法律援助机构受理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向有关法律援助机构申请。
（四）认为申请人提交的证件、证明材料需要查证的，由法律援助机构向有关机关、单位查证。
第二十二条 法律援助机构受理申请后，应当按照法律援助的条件进行审查，并在七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给予法律援助的书面决定。法律援助机构作出不予提供法律援助的书面决定的，应当说明理由。
第二十三条 法律服务执业机构在执业过程中遇有经济困难的当事人需要法律服务，并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先行提供法律服务，并在三个工作日内报请法律援助机构审查：
（一）诉讼时效即将届满的；
（二）需要立即采取保全措施的；
（三）不及时提供法律援助会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四）有其他紧急或者特殊情形的。
第二十四条 申请人对法律援助机构不予援助的决定有异议的，可在接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主管该法律援助机构的司法行政部门提出。司法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异议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作出书面审查意见。
申请人对司法行政部门作出的书面审查意见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司法行政部门书面审查意见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司法行政部门申请行政复议。
第二十五条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将法律援助的事项范围、条件、程序、期限以及申请材料目录和申请示范文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
第二十六条 法律援助机构负责审查法律援助申请的工作人员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
（一）是申请事项的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近亲属；
（二）与申请事项有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办理援助事务的。
第四章法律援助的实施
第二十七条 受援人在法律援助过程中享有以下权利：
（一）了解为其提供法律援助活动的进展情况；
（二）有事实证明法律援助人员不依法履行职责的，可以要求法律援助机构更换法律援助人员。
受援人在法律援助过程中应当承担以下义务：
（一）如实陈述案件事实与相关情况，提供有关证明和证据材料，配合法律援助人员开展法律援助；
（二）经济状况和案件情况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告知法律援助机构。
第二十八条 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刑事案件的法律援助，由该人民法院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统一受理。
人民法院应当在开庭十个工作日前，将指定辩护通知书和起诉书副本或者一审判决书副本送交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在开庭前三个工作日内将确定的承办人员名单回复人民法院。
第二十九条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自决定给予法律援助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指派律师事务所等法律服务执业机构或者安排本机构律师、法律援助志愿者承办法律援助事务。
律师事务所等法律服务执业机构应当自接受指派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与受援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签订法律服务协议，并送法律援助机构备案。
第三十条 法律援助人员开展法律援助活动，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恪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依法完成援助事项，维护受援人利益。
法律援助人员在法律援助活动中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无正当理由拒绝、拖延或者中止办理法律援助事项；
（二）向受援人收取财物或者牟取其它不正当利益；
（三）不及时向受援人通报法律援助事项的进展情况；
（四）泄露当事人的隐私；
（五）发现受援人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时，不报请法律援助机构批准终止法律援助。
第三十一条 法律援助
机构可以应法律援助人员的请求委托异地法律援助机构办理调查取证、文书送达、申请执行等法律事务，被委托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协助。
第三十二条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向受指派办理法律援助事项的人员支付办案补贴。
补贴标准由省级司法行政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制定，设区的市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提高法律援助人员的办案补贴标准。
第三十三条 法律援助机构在提供法律援助过程中发现受援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撤销法律援助：
（一）受援人提供的经济状况等证明材料虚假或者伪造的；
（二）受援人提供的证据材料虚假或者伪造的；
（三）受援人利用法律服务人员提供的法律服务从事违法活动的。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自撤销法律援助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告知人民法院和接受指派的律师事务所等法律服务执业机构。
第五章法律援助的保障
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法律援助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逐步增加财政投入。法律援助经费应当专款专用，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第三十五条 省依法设立法律援助基金会，为法律援助提供物质支持。
设区的市可以根据本地实际需要依法设立法律援助基金会。
鼓励社会组织及个人向法律援助事业捐赠财产。捐赠财产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第三十六条 受援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立案时应当缓收诉讼费用。案件审结时，对方当事人胜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视受援人的经济状况决定减收、免收诉讼费用。未减收的诉讼费用可以在法律文书送达后缴纳。
仲裁机构、公证机构、鉴定机构对法律援助案件受援人申请仲裁、公证、鉴定的，应当减收、免收或者缓收仲裁、公证、鉴定费。
第三十七条 法律援助人员凭法律援助机构的证明，利用档案资料，除涉及国家机密等依法不得公开的资料外，国家机关和相关组织应当配合，并免收下列费用：
（一）档案资料查询费；
（二）咨询服务费；
（三）调阅档案（资料）保护费；
（四）证明费（学历、工龄证明、机构设置证明、房产地产证明、财产证明等）。
对相关材料复制费，应当给予减、免，减收的标准按复制档案资料所需的原材料成本费计算。
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法律援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所在的司法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对符合国家和本条例规定条件的法律援助申请不予受理的；
（二）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时，不一次告知申请人必须补正的全部内容的；
（三）决定不提供法律援助而未依法说明理由的。
第三十九条 法律援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律师事务所及其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收取财物的，由司法行政部门依据国务院制定的《法律援助条例》予以处罚。
前款规定以外的组织、人员以法律援助的名义从事有偿法律服务的，由司法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
第四十条 受援人以欺骗方式获得法律援助的，司法行政部门应当责令其支付已实施法律援助过程中的全部费用，并可以给予警告。
第四十一条 公民申请办理经济状况证明，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既不出具经济状况证明，又不书面告知当事人理由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有关机关、单位无正当理由拒绝法律援助机构就经济状况证明进行查证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为法律援助申请人出具虚假证明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二条 司法行政部门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附则
第四十三条 本条例自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１日起施行。
